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二战和媒介基础设施（全国交通网、城市基础设施、远程通信技术、广播、电影与电视）大规模扩张的影响，大众传播，特别是宣传和舆论的重要性引起了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关注。

　　传播社会学的信念与困惑

　　恰逢其时的两代芝加哥学者帕克和沃斯，均对当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新闻和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予以了高度重视。帕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新闻以描绘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世界而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新闻作为“熟识知识”，其价值在于能够激发读者的复述、对话和讨论，进而形成对于良好社会而言不可或缺的公共意见，因此新闻真正重要的在于它维持了社会与世界的通常意义与共享价值。而沃斯在1947年美国社会学年会就任主席的演说中进一步强调了大众传播和社会共识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学经典理论中，涂尔干、韦伯和许多社会学家均认为，任何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都是维持秩序和社会凝聚力，如果共识失败，就会导致失范。对社会共识的强调是社会学的重要传统，而在沃斯任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正在从早期工业社会发展到产业大规模分工和大量陌生人聚集的大众社会，原子化的个体逐渐成为社会的基础。这种个体化的社会进程使得美国人从传统上对家庭和社区的关切转向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切。在社会进一步复杂化、政治进一步组织化媒介化和人际关系进一步疏离化的背景下，凝聚大众陌生人的社会共识才显得尤其重要。而“凝聚共识、保持民主，就必须考虑到舆论的变化，通过促进或阻碍共识来影响所有其他权力”。因此沃斯在这一重要时刻鲜明地表达了将传播和媒介看作推进社会形成共识、促成社会得以可能的重要变量，呼吁社会学家进一步关注传播特别是大众媒介对于形塑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总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社会学主流期刊积极讨论新闻、报纸、电影等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社会变革和社会群体的影响。美国社会学界是出于“对大众媒介有效利用的认识”进入并重视传播议题，社会学和传播研究之间的连接桥梁是对大众社会的担忧、对公众舆论促进现代社会形成共识的渴望和建构美好社会的关切。社会学家关于“大众传播会作用于社会规范”的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学与早期传播研究相连接的共识桥梁。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兴起使一批社会学家重新思考新闻的真实性。对编辑部的田野研究揭穿了新闻生产的黑箱，也让研究者怀疑大众传播形塑美好社会的可能性。大众传播并不一定能实现米德、帕克、沃斯等人促进美好社会的愿景，它并非建构和凝聚新社会共识的机制，而是成为现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隐蔽机制。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沃斯等人所相信的“传播使社会得以可能”的愿景，“社会使传播得以可能”成为研究焦点。虽然1979年约瑟夫·霍尔茨和查尔斯·赖特应《社会学年鉴》邀请，梳理了大众传播研究五个方向的发展，并将其命名为“大众传播社会学”；1985年麦奎尔继续梳理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并接续命名为“大众传播社会学”，但遗憾的是，由于共识的断裂，（大众）传播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此时已是明日黄花了。

　　这种衰落既源于社会学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共识断裂，也与社会学本身的范式变化有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实证转向依靠越来越“均值化”的量化社会经验，回答基于个体的社会如何组织和控制的问题，反而使得共识问题，也就是传播如何使得社会可能的问题逐渐淡出了社会学家的视野。而70年代社会学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对微观社会学的重视和对宏大理论的放弃，使得传播如何使得社会可能作为另外一种宏大叙事也被同时抛弃。因而， “（大众）传播社会学”及其背后的传播如何使（美好）社会得以可能，未能成为社会学持久的基本问题，而成为偶然的历史产物。

　　新情境下的传播研究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传播学和社会学有桥梁共识、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样一种共识是社会学家罗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社会控制论视角的延续。在碎片化的陌生人社会中，需要人们通过直接或中介化的交流来达成共识，使社会在共同目标和共同规范下采取一致行动。共识并非解决问题时的强制执行，而是人类有意识的、能动的行为汇聚。抛开“控制”这个词本身的单向想象，社会控制视角的背后实际是人的主体性因素，是人与人基于相互同意和共同思考完成的向社会的权力让渡。在很长一段时间，罗斯的社会控制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关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的心理过程，社会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结（nexus）、社会共同的心理生活（the common mental life of the society）这样的术语大量出现。社会学认为自身的任务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就社会秩序达成共识，而大众媒介与大众传播又掌握着促使社会达成共识的权力，这是社会学家在40年代向大众传播“投掷”目光的基石。

　　一个好的社会如何既保持个体的自由，又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区隔与冲突，成为一个团结有序的道德社会，这是罗斯提倡社会控制的本意，也是社会学与传播研究于20世纪40年代达成桥梁共识所追求的目标。而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我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人不关切自己身边的社会世界，而陷入对世界的绝对掌控的内卷状态，倾向于从资源的角度去评价生活的好坏，以占有和掌控为衡量标准，从而忽视了传播与关系这一对于社会何以可能最关键的维度。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对世界的绝对掌控的驱动下，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耶吉和罗萨所说的异化关系或者沉默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良好的关系就仰赖于通过交流/传播获得的共识与共鸣——通过基于个体的传播与交流、相互触动，最终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状态。这种共鸣关系其实也是沃斯对共识的理解：共识并不是要达成一致，而是在平等基础上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在沃斯看来，大众媒介和大众传播使得这种陌生人的共识过程成为可能，从而使得美好社会成为可能。因而在今天，原来芝加哥学派意义上的传播与社会学之间曾经达成的共识桥梁未必存在，但是研究问题依然存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世界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相互增益？一个建立在连接越来越频繁，但越来越孤独的个体意义上的好的社会何以可能？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而且在个体化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和数智化背景下更加凸显。为了实现这种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共识，我们要摆脱一种单向的过度控制思维，允许人适度的社会化而非社会控制所强调的完全社会化，强化个体自身的反思性和反身性，以保持与真实他人和真实世界的交流和传播能力，从而才能实现人与世界的化用和共鸣。

　　如果说，共识传统伴随着社会控制范式的逐步衰落而被逐渐遗忘的话，在当下工具理性及其变种数字思维伴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对人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对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殖民化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建构人与世界的共鸣关系，从而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学之问。传播社会学需要像发轫之初一样，在当下跨越行动与结构的诸种理论中去发展理论资源，进一步讨论个体化社会中，自我、身份、行动、互动透过媒介实践来传播与创造新的社会现实的可能。但是，对于社会通过媒介与传播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对于媒介与传播是构建社会现实、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力量这一面向的关切与坚持，对于人类社会的乐观倾向这些已被遗忘的共识，依然是传播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当下去讨论如何建构人与世界的共鸣关系时重新出发的锚点。

　　（作者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