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加速，从乡村到城市务工的农民是其中较稳定的流动群体，诸如离退休人员、乡村采风者、旅游者等城市向乡村流动的群体则比较零散化。在中国当代城乡社会流动中，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面对面的身体在场到借助多元化的媒介手段进行交流，传播在使得社会得以形成的过程中，促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意义上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变。

　　传播对社会的多层次作用

　　从宏观意义而言，在国家信息沟通过程中，传播获得了力量。通过公共信息的发布，社会成员获得了对国家作为观念和作为媒介形象的认知。作为公共信息发布手段的传播扩散，在城乡社会维度下经历了治理信息、地理信息和时间信息三个层面的变迁。在治理信息上，公共信息从面对面的会议形式到文件形式，两种形式同时贯穿在行政制度下的信息沟通场域中。在时间信息上，信息在不同传播场域中的渐次性获得，通过时间的“隔离”形态呈现出来，这种时间“隔离”意味着信息的抵达是在不同等级中扩散的。就地理信息而言，在面对面传播时代，地理位置是信息扩散的核心要素。20世纪末期，电视在乡村社会普及率达95%以上，国家作为观念和作为媒介形象同时在电视中被展现出来。由此，国家与社会之间从长时间、长距离的遥远想象式的关联，进入借助媒介实现的共同体想象式的关联。传播通过媒介世界中的共同体想象，促成了城乡意义下的宏观社会关系的媒介建构。

　　从中观意义而言，城市与乡村社会之间呈现出从人群流动到信息流动的特点。城市不仅被看作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条路径，也被乡村社会看作“先进的”发展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从城乡二元社会迈向城市社会时，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交流更多局限在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中。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变迁预示着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突破媒体组织的二元格局，但不同地区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主要以呈现地方性的文化生活为主。中央电视台部分节目在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则是均等开放的。进入21世纪前十年，早期的互联网内容是电视节目内容的复制与再现，2010年之后移动传播终端带来了传播革命的同时，也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

　　从微观意义上而言，城乡个体之间的流动发端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以身体传播的形式开启了一段新的城乡关系。笔者的调研显示，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在面对面交流之外，电视成为他们理解城市生活的主要媒介。他们通过电视，在想象中理解着代表“先进生活方式”的城市人。进入移动传播的世界，尤其是短视频世界后，他们通过发布属于乡村和自己的生活信息开启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另一种在场的形式，塑造自我与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以及更大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当信息“唾手可得”时，从乡村到城市的个体流动与从城市到乡村之间的个体流动，其动机与性质均发生了变化。

　　以信息流动为载体的城乡关系变迁

　　在上述三个层面呈现的传播的多种形态中，一种新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凸显出来。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城乡关系以社会流动为载体。那么，传播在社会流动这一载体中，促成了城乡关系什么样的改变呢？

　　首先，传播使得社会流动的面向更加多元化。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变革，人、物的流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对于中国城乡关系而言，其动力部分来自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媒介——交通工具，更多地则来自在地化的组织或者非组织化传播。如前所述，网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原本的观念认知、形象认知延展到网络参与、公共信息公开、直播在场等形式。因此，社会流动的概念与想象维度都发生了变化。从认知而言，流动与风险关联在一起了，社会流动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面对风险。贝克尔的风险社会成为新型社会流动的底色；从想象而言，城乡居民从媒介中的旁观者转向在场，在信息浸入中不断改变着行动嵌入的方式，行动者也改变着信息浸入的社会。

　　其次，传播使得社会流动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发生了改变。对外出务工农民而言，他们成为城市生活的时间见证者，也成为乡村社会全方位生产与生活的直播参与者。那么，在时空维度上，社会流动的概念便生产出新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使得社会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流动具有随时随地进行的即时即地性，这种即时即地性使城乡之间的居民面对作为城市的地方和作为乡村的地方时，自由自发地生产出基于地方感的本地文化。这种本地文化与乡愁关联，延长了即时即地性的“历史感”，也就是地方感与地方文化合并而成的时间认知。在这种认知中，时间不仅铭刻在此时此刻，也衍生在未来的某一刻。其次，流动的不再仅仅是地理位置本身。位置意味着一种标志，流动的群体朝着这个标志采取行动。在传播手段不断更新和革新中，地理位置成为移动着的位置，流动的人群作为行动者与移动的位置之间相互牵绊，互构了一种流动的新特点。物流与人流成为移动位置中的一个环节，作为流动环节的它们或者他们，成为流动中促成流动的动力。空间感不再是位置产生的属性，而是成为人与物自身的固有感知。

　　在上述属性的基础上，传播自身成为社会流动的动态场域。随着这一场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勾连走向日常化，传播中的社会流动促使社会成了传播的社会，社会流动中的传播也成为社会中的传播，社会由此得以在传播里形成，传播得以在社会中呈现自身。传播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意味着传播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社会内部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在塑造着社会的新文化。

　　因此，可以说，传播促进了社会流动属性的改变。中国社会正在从城乡二元格局进入城乡中国的进程中，伴随着城乡居民在多维度的交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也在不同行动者的行动中获得实践与改变。虽然就统计数字而言，传播手段在乡村的扩散和普及与城市比较还处在劣势，但乡村居民对手机功能的实践，比如短视频使用方面，乡村的舞蹈、歌声、足球和篮球，都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核心。上述种种因素都在促使社会流动属性的改变，传播不但促进了这种改变，也塑造着城乡中国的流动属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研究”（21AZD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