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相连的感觉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与他人合作组成统一团体的意识是整个社会统一的基础，社会凝聚力与人们对他人的信任水平高度相关。无论被定义为对他人未来偶发行为的赌注，还是接纳对方的兴趣，信任都被各学科研究者视为理想的社会资本，其正面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增进社会总体幸福感、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公民参与。

　　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与地区特征密切相关，整体特征相似的地区，居民的总信任度大致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地区整体特征的最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人均GDP与信任显著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居民的信任水平越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了居民能够获取公共资源的空间的大小。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财富资源，可以减轻居民在误信他人时受到的伤害，使他们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居民往往更加富裕，财富多的人更有可能承担风险去相信陌生人。经济上的贫困则会导致对风险的厌恶而不信任陌生人。受城乡二元政策的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方面普遍落后于城市地区。合乎理论逻辑的推断应当是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然而，无论是国外学者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探讨，抑或国内学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分析，都得到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要远高于城市居民。斯坦哈特甚至发现，中国内地6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最信任他人的年龄组，内地农村文盲的信任水平甚至比香港大学生更高。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需要学者对信任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思考。本文认为，在研究信任问题时应同时考虑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并对二者进行区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个社会的信任问题。

　　福山首次将信任区分为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信任水平指的是合作强度，信任半径指的是人们愿意与之合作的对象的范围。信任半径决定了信任圈的宽度，信任水平则决定了在这个圈子内部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强度。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居民的总信任度。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与空间差异，导致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信任半径与信任水平方面不同的构成模式。

　　在信任半径层面，城市居民有着比农村居民更宽的信任半径。帕特南认为，各类社团参与网络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育信任的土壤，也就是说，人们能够通过参加自愿组织、参与交往活动学习到诸如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社会美德。这一视角有一个基础概念——“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人们在某种情境之下学会信任会导致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信任他人。这个效应具体化为，个体参与到自愿组织中能够：（1）把通过与组织成员交往的经验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2）发展出辨认对方是否可信赖所必需的能力；（3）获得一个社会印章，使得个体更有可能因为机会主义而受到惩罚。简单来说，社会参与视角认为定期的社会互动，尤其是成为自愿组织的成员，是拓展信任半径的最重要机制。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导致了农村居民的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社团参与数量都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经济发达、职业多样化，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丰富居民的生活，居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互动中去。而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职业构成单一，公共空间狭小，这些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更少的社团参与意味着更窄的信任半径。

　　在信任水平层面，信任圈内部农村居民有着比城市居民更高的信任水平。纽顿在综合前人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信任模型。一是深度信任与涂尔干模型。这是一种基于机械团结的信任，在人们广泛的日常交往中产生。此类共同体中的信任为深度信任，来自紧密的和封闭性的社会网络，由社会制裁创造和支持。二是浅度信任与市民道德模型，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是弱关系的产物。市民作为正式组织的成员身份创造了信任的公民道德，组织化互动促进规范的产生并进一步促进信任的发展。三是现代社会与抽象信任。这一类型的信任脱离了社会关系网络，由教育和媒体这样的社会公共机构产生。受城乡发展程度差异的影响，中国农村地区居民之间主要为深度信任而城市地区的居民则以浅度信任为主。中国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相比城市社区也更加封闭，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土社会中浓重的宗亲观念、亲友互助网络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在乡土社会独特的生产方式与互动模式的影响下，农村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呈现出高强度的、全方位的信任。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城市居民数量大、人口密度高，人们每天接触到大量的陌生人以及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在齐美尔看来，各种急剧增长的刺激让现代城市人感到心理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压抑，以至于不得不生成一种保护机制，即理智上结构化的应对机制，包括理性至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疏离。受大城市精神生活的影响，城市居民虽然能通过社团参与拓展信任半径，但信任圈子内部的信任水平并不高。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导致了城乡居民不同的信任模式，城市居民是一种宽半径、低水平的信任模式，而农村居民则呈现出窄半径、高水平的信任模式。只有同时考虑信任水平和信任半径，信任关系才是对社会有利的。对于信任半径较窄的社会，高度的社会信任水平会通过扩大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区隔来减少社会团结。信任半径通过强调内外群体间可信任程度的对比，成为信任作为理想化社会资本进行公共物品生产和维护的条件。当内外群体区别明显时，人们是内卷化的，不可能像信任自己人一样信任外人，并且更可能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牺牲公共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拉丁美洲和亚洲华人社会的家族主义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国家主义的特征是窄信任半径，这些社会面临的问题都是合作团体的平均信任半径较小。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应积极培育农村基层组织、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拓展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使社会信任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想化社会资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20&ZD1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