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曾被选举为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两届）、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台港澳问题。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合著）《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实践很伟大，理论须深刻。把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论透彻，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说事，其次是讲理，最后是论道。

　　第一，说事。事不清理不明。学者有责任从各自角度把中国所发生的事说清楚。这里也包括甚至特别重要的是历史的延续性。首先就是说事，就是既分门别类又连续不断地在事实层面把我们的故事说清楚。

　　说事层面，有个谁来说、对谁说、在哪说、怎样说的问题。

　　谁来说？毫无疑问，在一个更加信息化甚至传媒化的时期，说的人也不仅是学者，普通人都既是听者也是讲者，“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葛兰西）今天更加彰显和突出。但是，“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今天每个人都在思考、都在发声，所以也需要更多的平台、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事。

　　对谁说？我们建立新中国、获得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解决了挨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改革，又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和下一段要解决挨骂问题，要在世界上解决中国被污名化、妖魔化问题，这也不只是形象和舆论的问题。而解决形象和舆论的问题，首先是要对自己人把基本事实说清楚，即我们自己得清楚自己的道路和历程的基本事实，使我们的自信建立在事实依据上。

　　在哪说？传统的课堂、研讨会、新书发布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场域，而今天社会越来越信息化，媒体已经深入到大众尤其是青年的日常生活，故在哪说就需要与时俱进，不仅在课堂上、书本里。

　　怎样说？过去40年中，除了在自己的课堂、媒体、出版等平台对自己的听众观众受众说之外，也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讲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外面的听众也有能客观或相对理性地来理解的，还有人听下来要么出于傲慢偏见无知或者利益考虑而不理或不信。所以，怎样说就很关键，仅凭事实，未必就总能胜于雄辩。这就涉及讲理的问题。

　　第二，讲理。讲理既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也不只是说话的技巧如何、外语水平怎样、资金和技术是否足够等。讲理，至少有这几个层面：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水平。如果议题已经提前定好（例如就只能踢足球），规则也已经定死（何谓犯规、进球、得分），就只是在狭义的话语层面去说去讲去辩，未必会很有效。但如果把议题、规则、话语这三个层面综合起来看，就有一个从语词到概念，到命题和逻辑，最后是从理论到思想的内在结构，就不只是仅仅在狭义的话语层面编词或翻译等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话语以及文风不重要，即使有理，也有个怎样说怎样讲的问题，呆板、枯燥、生硬、僵化的教条式的文风，连普通群众、广大青年也是不能打动的。

　　第三，论道。在讲理的基础上，更有个论道的问题。一者事说不完、说不清，所以需要讲理；二者至少听上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背后的道是什么，怎样论道，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需要的。一方面，事不清理不明、理不明道不通，另一方面，无理事说不清、无道理讲不通。今天要论述如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何要文明互鉴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这里，也有三个层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文明形态当然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当年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因为不能照抄照搬，之后也一直强调普遍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中国特色就讲得更多。中国特色既不是苏式也不是西式，必然也必须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发现并解决中国特殊的问题。离开了这一点，不仅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大、人口多、历史长的社会不能走稳走好，即使是一些看上去小得多的社会，也要么走不顺，要么不再成其为自己。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普遍性。如果仅仅是有特色，即使很成功，那还只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一个“例外”。中国一方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又确实“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说，它的背后是具有其普遍性因而是有参考性乃至推广性的。本来，任何特殊性中也都包含着普遍性，尽管中国坚持不强加给别人别国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与治理模式，既是对别人别国的尊重和对国际法或国际秩序的遵守，也是对自己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的审慎和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守护。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些就看不到中国特色所蕴含的普遍性。看到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也是说事时说明、讲理时讲清的内在要求。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如果再从四个自信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涵盖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其所蕴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如果是这样来看中国五千年一路下来一直走到今天，尽管也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战争磨难，但这样一个文明形态，既绵延不绝还不断创新，不仅是发展的速度、规模、势头，而且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亲情、互助、团结，在社会层面的彼此认同、社区安全和凝聚力以及坚韧性，这些东西比起看得见的“发展指标”甚至更重要也更关键。客观上，经济发展一定是有快有慢，生活水平也一定是有高有低，社会差距也会时大时小，各种问题也总是层出不穷，“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还要多”（邓小平）。论道不是在现象、经验、观察的层面说事，也不仅是在各个学科层面去讲理，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也还没都说清、讲好，但论道者，是要把普遍性原理性的东西弄懂阐明。例如“两个结合”，个人的体会，第一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再生和新生。马克思主义也可能并曾经被教条化，或者被诬蔑化以后失去影响力，但是为什么它却在中国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激活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躺在博物馆里，或者被复古倒退为陈旧东西的辩护士。但是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因此被激活与弘扬？这是论道所需要回答的大问题。

　　这就需要在坚持四个自信的同时坚持开放、包容，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争论、互鉴中，去说事、讲理、论道，这样才能也一定能走出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