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罗兰-伯格（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一级研究主任、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欧后西方社会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在欧洲和中国从事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移民社会学方面的比较研究。从2006年开始，与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一道共同展开认识论上的反思——“后西方”的社会学。以法语、英语和汉语主编、协编20多本书，代表作品有《社会学中的后西方革命： 从中国到欧洲》《生态风险与灾害——中国和欧洲的新经验》《社会学知识的结构》《后西方社会学： 从中国到欧洲》等。

　　在我们的传统中，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长期以来几乎被西方文化完全垄断。不过，它们绝大部分也确实起源于欧洲。西方的研究范式始终围绕两个中心叙事——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资本主义将不断发展的信念。

　　但当今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构建这种范式的话语霸权，所以我们尝试突破“东方”和“西方”的分野，充分考察全世界各种社会的大量自主叙事，以此为一个后西方空间奠定基础。在这个空间里，“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学可以交叉互动，就理论与经验上的民族景观形成共同却发散的认知理解。15年来，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们，其中包括李培林、谢立中、李友梅、何蓉、王春光、刘玉照、刘世定、范可等，共同探讨形成了一种认识论，根据涵盖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学知识生态，我们提出了“后西方社会学”。

　　我要介绍的第一部分就是西方话语霸权和重构的西方。第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有两个特征，即东方主义与分岔。也就是说，西方被视为与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存在。这也意味着以欧洲为中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义是不同的。西方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遭到在西方核心地区生活和工作、非西方（族裔）而受到西化的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我们要清楚，其实后殖民研究和庶民研究已经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解构了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协助打造了第三个空间。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南方阵营”的形成，还有在非洲、拉丁美洲对日耳曼式西方思想的认知歧视和抵制仍非常明显。

　　在阿拉伯世界，萨里·哈纳菲提出了后殖民理论和后威权主义范式。在南美洲，阿尼巴尔·奎杰罗、瓦尔特·米尼奥罗和恩里克·杜塞尔也提出了知识殖民性的概念。然而关于第一部分内容，我们也要了解，在过去5年中，学者设想了如何重构西方主义，同时一种新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也出现了。我们要了解的第二点是，非西式的西方在解构了欧洲普遍主义的去地方化之后，乌尔里希·贝克和埃德加·格兰德提出了“世界主义转向”。桑托斯也提议从“看不见”认识论向“看见”认识论转变。

　　我研究了社会学的去西方化，格尔迈得·班步拉则提出了各种社会学连接的问题，现在又回到如何使西方理念去殖民化的问题。就非西式的西方而言，我们主要通过方法论世界主义来探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学之间的互联性、聚合与拆解。除此之外，在研究非西式的西方时，我们还要考虑世界各地有很多相互对立的认知，尤其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金成国也提出了已西化的东亚如何实现再东方化的问题。在中国，也就意味着中国化，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至今仍存在着科学争论。社会学中国化这个话题很早之前孙本文就提出来了，但学界还是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谢宇支持的就是一种依赖于美国中心主义的学院派，以此来佐证“世界社会学”，而何峰的理论则更侧重于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构建，周晓虹和王苍龙则支持中间立场。

　　我总结了中国社会学的三种认知自主性，比如李培林和渠敬东主张历史认知自主性，他们主张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研究重新建立起连续性。其次就是何祎金提出的独特的非传统认知自主性。再就是本土认知自主性，而支持这一理论的就包括研究行动伦理的周飞舟。根据谢立中的理论，话语多元主义似乎与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密不可分，它是知识本土化的一种。谢立中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本土化，所以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多元认知自主性。而这将会成为构建后西方社会学的核心。

　　那我们该如何构建后西方社会学呢？“西式的西方”“非西式的西方”“西式的东方”“东式的东方”以及“再东方化的东方”之间的知识生态是建立在认识论连续的情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后西方空间里观察到一些同步过程。首先就是大量提升和层次化的认知自主性与西方话语霸权的关系，然后就是欧洲与中国社会学的认知聚合同步。后西方社会学其实源于东西方不同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以及普遍主义的复兴，而且后西方社会学是在一个类似农业中“交叉授粉”的过程中共同构建的，其基础是本土知识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连接和分离以及“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距。

　　因此，我将后西方社会学的构建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步骤。首先是对欧洲及世界上不同社会学、理论传统、遗产和争议的区分。其次就是培养定义“知识利基”和地方性空间的能力。再次与知识循环和新普遍主义，还有社会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公共空间有关。最后就是“混合化”的社会学知识的共同构建。后西方社会学并没有利用这些差异，而是利用了中国和欧洲社会学在视角、实践以及概念上的差距。后西方方法论催生了一种多情境的社会学，学者在不同的空间、情境、背景和时间里一起进行田野研究。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学家正通力协作，以界定不同背景下的共同场域情境，他们正在一起进行田野研究，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如何运用哪种概念等问题。他们也可以共同构建“混合化”的概念。

　　我们已经在构建性的对话中展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理论如何交流，共享的社会学知识与情境化知识是如何共生互融的。从交叉的角度，我们也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社会学家之间时而连续时而中断的连续性，比如青年与教育、民族与空间，还有移民等问题。我们还展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理论如何在隔阂与不和谐中共存，我们也从交叉的视角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社会学之间时而连续时而中断的不连续性，比如全球化和社会阶层分化、性别和不平等、个性化和自我等问题。

　　那么，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康奈尔表示，我们可以通过避免“寡头社会学”和“剩余社会学”来促进全球知识经济中民主社会学的发展。如此，后西方社会学就可以被定义为一门“友好的学问”。在这种联系紧密的生态下，本地和本土理论会变得愈发生动、彰显和活跃，将这些理论充分调动起来可以创造出非传统的或异托邦式的知识经典。但是，我们仍在考虑的因素也包括被全球学术界所重构的认知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