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代表作：《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历史的概念向量》等。

　　若说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语言所展示的概念转换，不仅具有历史状态的表象意义，而且还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汉语现代“文明”概念的诞生及其社会化运用，正是近现代中国“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量之一。现代“文明”概念与今人所言“现代性”概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是整体把握清末民初现代性的宏大概念形态。

　　汉语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属于新造词，早已见之于《周易》和《书经》等古籍。然而，作为旧词新用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概念，它们的产生和确立要在19世纪下半叶。一般说来，在“文明”“文化”概念流行之前，19世纪的中国多半还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艺”“文教”“教化”“开化”“风化”之类的词，来表达与欧洲近现代文明概念相应或相近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人很晚才有意识地接受西方“civilization/文明”概念。总体而言，中国人在19世纪末之前，似乎还未充分认识到近现代西方文明概念的深度和广度。

　　此前从未受到真正挑战的东方文明观念，在近现代逐渐陷入被取代的困境。至19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体系的冲击导致东亚文明秩序彻底崩溃。甲午海战之后，西方现代“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相关价值观的确立，固然与战败的强烈刺激所引发的心理和思想剧变有关，更与进化论的输入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很明显地体现于新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不断进化的认知。

　　史料告诉我们，中西接触逐渐引起多样而复杂的文化反响，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愈加顽固的对外防备心理以及对自我“文化”之精神胜利法式的矜夸；试图在技术和军事上赶超西方，而不放弃自我文化认同；痴迷于对外开放和对外来文化（不仅是科学技术，而是一切“现代”文化）无保留的接受。其发展轨迹为：从试探性的怀疑到毫不留情的批判，从维新之士到越来越多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用以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就是“文明”，即西方近现代站在时代高度的“文明”。

　　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求变求新思想几乎是所有维新之士的共识。然自冯桂芬起，变革论说无一例外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康有为纵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石破天惊之论，他的迭次上书亦即变法思想虽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具体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只是在现有政治秩序中进行改革。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倡全方位“大变革”的，则是梁启超。他于1898—1912年流亡日本期间，亲历通过维新得以强大的日本及其“文明开化”的现实，彻底变革的思想无疑基于梁氏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认识，这种文明使西方列强和日本已经尽变旧法，“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作为“大变革”的中心内容和目的，梁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民变革”思想。为了变革、进步，人们多半视西方近世文明为坐标。

　　中国早期启蒙主义者的努力，以及整个现代化运动的最终鹄的，在于摆脱陈旧的制度结构，并在欧洲自由、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涉及文化认同问题，是认同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19、20世纪之交的文明观念，似乎无所不包，涉及科学发达、物质进步、军事强盛、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等先进理念，一些新名词如“文明史”“文明戏”“文明装”“文明结婚”也广为流传。现代“文明”概念的广泛传播，逐渐对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开始改变许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

　　综观中国近代现代化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对时政的失望和强烈的危机感，成为求变求新的根本动力，也是产生各种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然而并不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正是在外在胁迫、强加于人的中西接触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最后在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文化认同危机是欧洲现代“文明”观念在中国时兴的重要根源之一；到了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认同危机愈加深重。在自我否定的时候，反传统主义者的目光首先向着西方，向着别样的文化模式，向着“文明”。当时，“civilization/文明”概念常被西方世界用来总括自我成就的高度，并视之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对于陈独秀来说，近世文明的主要标记是：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并且，只有欧洲文明才称得上近现代文明。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完全顺应了西方文化观的主流论调。然而在民国初年，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令人失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经历，也导致人们对现代性“文明”概念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