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桂林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鲁迅研究、中外诗学比较研究；代表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迈出自己艰难的现代化步伐，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知识者的共识。向西方学习过程本身，在客观上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论辩也就由此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东西之辨主要在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纯粹的保守派和维新派基本退出思想文化界的论争，这种思想文化论战主要是在职业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这种特点保证了思想文化论战的自由与学术性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文化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自觉地以东方文化代言人与研究者的姿态出现，把中学与西学的论战转化成一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想交锋。

　　现代佛教文化界对现代文化思想中的东西之辨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认识东西文化各自的特性与优劣。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谈论文化以新旧为标识，佛教界提出“东方文化”概念，既突破文化研究中的新旧之藩篱，也突破谈论中国文化即以儒家为代表的窠臼。佛教界的东西之辨的特色表现在：首先，佛教界的文化论者运用佛法的循环史观破除直线进化论的新旧之执，认为西洋文化未必新，而东方文化也未必旧。其次，从佛法阐释学的中道思维出发，指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实质上并无差别，超越了过去论者常持的东方文化是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这一思维定式，甚至也突破了以体用二分法来看东西文化的视域障壁。再次，从佛法的业感缘起思想出发，坚信各种文化的优劣长短因时因事而产生转化。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佛教界文化论者的宏大理想不仅要振兴东方文化，而且要催动东方文化参与世界新文化建设，谈东方文化之目的在于用东方文化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进而促其发展。这些设想显示出现代佛教界充分的文化自信，标示着在经历过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后，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上的东西之辨正在进入中西互用的自觉阶段。

　　第二，如何才是对待东西文明的正确态度。佛教界批判胡适的文明态度是一种主动出击，显示出佛教文化界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胡适的比较式的文明评判，是现代思想界文化观念论战中典型的东西之辨，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上的基本观点。由于佛教思维一向以中道自是，对于东西文明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公允平和。他们认为，精神的文化和物质的文化，根本上原来无分别。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有应该反对的，而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他们反对用体用二分法来看待东西文化，提出了“彻底国民性的文化”的主张，并认为彻底的文化是无时代性的，不增不减，常常时，恒恒时，适应国民生活方式的需要。他们批评胡适的西洋文明观，认为现时代对西洋近代文明要取一种“革命的反对态度”。

　　第三，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界积极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充分表达了现代佛教界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观点和方案的设计思路。佛教界阐论的基本特点是，其一，不满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没有实际问题的深入讨论，认为文化建设唯一要做的是埋头实干不计成败。其二，既不完全赞同全盘西化论，也不认可“中国本位文化”论，认为西方已为生存竞争文化所累，而中国本位文化则错在胸怀狭隘，退守自封，缺乏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以引领世界文明的眼光。他们批评“中国本位文化”含有“国家主义”或“中国主义”以及“中学为体”的意味，认为文化建设必不可忘了“中国”二字，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固为必须，但同时亦不可忘记了“现代”二字，故对于欧美的现代科学文化，也要适当地选择采用。其三，佛教立场鲜明。参与讨论者最终都会得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路径在于振兴佛教文化的结论。其理由有三，首先，佛法传存中国者最为完备，与中国历史文化礼俗习尚早已互相渗透。其次，佛教文化无我、去欲，能止一切恶，生一切善，适宜于作国民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再次，佛法非科学非哲学非宗教，但又融贯科学哲学，与科学合，也与新思潮合。所以，王恩洋认为世界今日要“克全人道而尽人性”，应“由此而进求佛法”。许季上主张弘扬真言密教文化，以此“创设泛亚洲之新文化。而为全世界现其曙光”。太虚则希望人们将佛教中的大乘思想掘发阐扬出来，融摄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

　　总而言之，东西之辨是现代文化理论与实践上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佛教文化思想的积极参与赋予现代文化的东西之辨以独特的思想元素和思维路径。佛教文化思想对东方文化研究的倡导，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东方文化的功用与未来可能性的预判，以及对佛教文化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不仅体现了现代佛教自身改革振兴的内在力量，而且在儒道文化遭到新文化的极大冲击而萎靡退守之际，通过积极的进攻和世界文化蓝图的建构，显现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韧性与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