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学调查中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早有阐发：“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换言之，社会学调查就是理论驱动的调查，而一项理论驱动的社会调查应该既有活意（而非抽象的思考）又有生趣（而非经验材料的堆砌）。但对于如何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处理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我们至今依然有若干困惑。作为一名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我希望能在此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对以土地为对象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很感兴趣。本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土地之上的道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劳动抽象性的判断》，此后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发展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中有关土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后又在博士期间辅修历史专业时对制图史感兴趣，并尝试用制图术这一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土地治理。在经验研究方面，我调查了土地增减挂钩、农民上楼、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用房、扶贫易地搬迁等现象，并尝试通过调查回答一直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对土地投资和运作的政治经济过程，以及国家对土地的治理和基于土地对人口的治理。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些以理论驱动经验研究的思考。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有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抽象的想象覆盖鲜活的田野材料，二是如何根据理论做出对于经验研究的总体判断。
做一项具有活意的研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自己做了一项很失败的研究，这种失败在田野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尤为明显。大概来说，有两种理论结合经验失败的经历：一种是田野工作都结束了，却发现并没有理论可“套”，即使想要生搬硬套一个理论，却怎么都觉得牵强；另外一种是进入田野工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大概念，以至于读田野笔记时才发现几乎是在自说自话，完全没有进入外部真实的世界。对于这种抽象思维压倒现实经验的无奈经历，我摸索出了一些刻意的纠正方法。
首先是以现实中的真问题作为起始点。不论是生搬硬套理论还是以理论覆盖经验，其实质都是缺乏真问题。这可能跟当下的学术写作规范有关系。我们写论文时的思路是“理论—经验—理论”，但这种模式似乎并不是在田野中自然地思考问题的逻辑。我自己觉得真正能驱动内发的研究动力的是对于一个真的、不知道答案的现实问题的好奇，比如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哪个对村庄的影响更好，制图术的运用是否真能增加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什么很多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用房的试点都失败了。而理论则像一个棱镜一样，加强了我们本身的视力，让我们对经验事实变得敏感。其作用在于发掘与放大之前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或逻辑，使我们得以对经验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所以，理论选取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在经验材料中挖掘出一些潜藏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事实，对事实有新的理解。这种从“经验—理论—经验”的思路也许值得尝试。
其次是理论与经验反复修正，这意味着一次次重返田野。重返和修正是克服抽象思维的极有效的方法。费先生很明白地说：“由已有的理论发生许多相联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去考察事实，目的是在看我们所持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些新事实，若是不能的话就在实地观察中去寻求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 在魁阁时期，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明显地体现在学者们在魁阁工作站与村落之间的往返之中，也体现于他们在不同村落之间的往返之中。我们在一个阶段的田野工作结束后整理笔记时，每每会形成新的解释，以及与此相关的新的假设，而最大的幸运则在于能有机会回到田野之中去验证这些新的假设。只有重返田野时对基于理论的新假设做出验证，我们才能说服自己现有的理论并非基于抽象的想象。我也非常感谢允许我做田野的机构能够接纳我长达十年的时间，让我有机会将理论反复在田野中修正。
最后是培养和依靠常识感。我们调查时倍感新鲜和棘手的知识往往是田野对象的常识。每当怀疑自己又陷入抽象理论推演而失去常识感的时候，我往往依赖于他们的判断，不仅是在社会事实层面反复求证，也会围绕观点坦诚交流。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机构有位很照顾我的单位负责人（现已调回市里工作），每当根据经验材料得出新理论框架时，我总要找他聊一聊。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未必一致，但我的思考如果是符合常识的，那么和实地工作者一定可以形成真正的交流，当他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同意或者反驳时，我就意识到那些判断是有常识感的，进而也会对自己的研究更加有信心。我做的研究大多运用机构民族志的方法，因而能经常与实地工作者进行交流。这种获得常识感的方法是否能运用于其他场景和对象之中还有待探讨。
虽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保持警惕，防止抽象的理论思维覆盖鲜活的田野材料，但对于田野材料的敏感以及最终形成的总体判断还是来自于经典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经典理论超越了具体的经验研究，回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即回到了人本身。例如，最近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小说《茧》就生动地反映出，在江村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考察背后作者关心的实质问题，是社区在外来冲击下的变动给个体人格成长带来的危机和机会。这种对于人类幸福的关切是经验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首先，经典理论的沉淀会使得研究者对于某些田野细节很敏感，往往一个田野中的细节恰能带出几种经典理论的对话，这能给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兴奋和刺激。例如，我们在一个贫困村里发现了为实现“移风易俗”而制定的“新乡规民约”，从各方面对村民的生活提出了要求，比如要保证居室、院落以及公共街道的整洁，再比如开会要准时到场等。这都是很正向的提倡，但是每一条后面都紧跟着罚款条例，比如卫生检查不合格要罚钱、开会迟到也要罚钱。按照福柯的理论，这显然是一套规训技术，通过精细的赏罚系统把村民变成无差异的遵守纪律的主体。这个田野中的案例还让人想起梁漱溟对乡村组织的判断，即只有“情理为准”“人情以为安”的组织原则才能匹配中国人的理性结构。正因如此，传统的乡约才没有外部凭准，它总是说“你可要知道呀”，却从来不说“你不如此，便如何办你！”这几条乡规民约竟然将“规训个体”和“扭曲情理”的中西理论批判集于一处，真是使研究者十分兴奋。
其次，在田野工作中，我们经常会感受到，对经典理论的阅读和思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法割裂自身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是因为田野中收集的数据往往无法直接导向一个明确的结论。例如，我们在大小凉山地区的深度贫困村调查中发现，当地干部非常头疼的是“稳岗”的难题。对口帮扶的东部城市吸收了大批贫困村的劳动力进入工厂，但这些工人往往一两个月就跑回村里。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工人更倾向于从事高空作业或是隧道工这种工期短、收入高的职业，因为这些工作允许他们长期在工地与村庄之间往返流动，使他们既能照料老人和孩子，又能参与村庄多种多样的节庆活动。那么，究竟哪种就业模式更应该得到倡导呢？这个判断涉及一个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即现代人格的成长。它是发生在个体离开农村社区独自面对都市文化冲击的危机之中，还是发生在一个受到外部影响但依然具有相对稳定秩序的社区之内呢？面对这类问题，决定学者选择的往往不是数据，而是对经典社会理论的思考。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