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1968），维吾尔族，湖南常德人。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翦伯赞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1938年，在长沙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积极参加抗日救援工作。1939年3月，前往湘西溆浦民国大学任教，团结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1940年2月，翦伯赞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1943年，翦伯赞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曾有学者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被史学界尊称为“马列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构成了第一方阵。他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推动者和建设者，而且在不同的史学领域均取得卓然超群的成就。“五老”在治学的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职志。但是，这不等于说“五老”在治学上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恰恰相反，他们的治学特点和个性都极为鲜明。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以不同的治学特点和个性向着同一个目标，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合力。就翦伯赞而言，他的治学特点和个性，鲜明地体现在理论建树上。翦伯赞的史学思想，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题范围，推进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特别是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过程中，翦伯赞作出突出贡献。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有关论题的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和主张，对于“史论关系”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观点，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源，而且至今还具有发人深思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先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首次大规模实验，初步塑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又不同于实证史学的全新的学术范式。不消说，尽管论战中的各家各派都声称以唯物史观、辩证法为武器，但难免鱼龙混杂。即使对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难以避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偏差。但是，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成绩是第一位的，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因此，对于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家均给予高度重视，并及时地作了总结。其中，翦伯赞为总结论战经验教训而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等理论问题，具体包括“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等论题。这部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有很突出的哲学色彩，深化了李大钊先生所奠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使之更加科学地发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作用，翦伯赞在书中剖析和批评了机械论的研究倾向。机械论者将历史发展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完全否认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形态对现实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以及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关系中，排去了活生生的人类意识的创造作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与人类无关的死板的社会经济之自然主义的发展”，从而回到了“进化论的旧窠”。翦伯赞指出，机械论与观念论殊途而同归。就意识形态来说，观念论者分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颠倒它们的作用；机械论者则抹杀意识对存在的影响作用。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甚至相反，但其无视存在与意识的适应性这一点是相同的。显然，翦伯赞既坚持了唯物主义，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显然，将唯物史观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史观，是错误的。其实，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原本不是问题。恩格斯就曾经对将马克思主义单纯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做过明确而严肃的批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又是很难避免的。因此，翦伯赞的论述具有校准方向的意义，这对于全面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界的顺利推进，都富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

　　继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之后，翦伯赞在1943年又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准。比如，翦伯赞高度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关联互动，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他指出，一般性必须与特殊性相结合，研究中国史，应该从发展之一般法则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特殊性中去发现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他提出不应以分析两大敌对集团的关系为满足，应关注中间社会群与两大集团的关系。他更注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如宗藩的混战、外戚宦官的专政。他还看重内外矛盾的转化，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社会，是外在因素引发中原社会经济的变革。他提出，考察意识形态发展的方法，是把那些从社会经济基础上蒸发出来的思维（如哲学、宗教）还原到它们的出发点，把那些由思维而再凝固为形象的东西（文学、绘画、雕刻等）再蒸发为思维。翦伯赞的这篇文章，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深入的学理和锐利的文风，映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成熟与完善，因而受到广泛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翦伯赞意气风发，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于新中国的史学建设。1961年，翦伯赞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史纲要》拟定的提纲——《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结合史学界关心的问题，再次就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性想法，供史学家参考和讨论。翦伯赞的意图，是希望尽快建立起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新的史学范式。应该说，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责任担当精神的体现。为此，他对涉及史学发展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希望史学界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形成共识，从而尽快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建立起来。翦伯赞正面阐述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和“理论、史料与文章”8个方面的问题。这8个问题，既内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内，也植根于新中国的现实语境，是重新编写中国通史需要预先解决的理论问题。应该说，翦伯赞的许多思考是很深入的，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阶级觉悟等问题，翦伯赞提出，不能将农民战争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翦伯赞肯定历史上农民反抗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但没有忘记其时代局限性乃至落后性。他主张秉持全面的观点，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看到光明面，也要看到黑暗面。他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黑暗总是主要的历史内容；反之，任何黑暗时代，也不能没有一线光明。翦伯赞还提出，从事研究要分析与综合相兼，“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出历史的全貌、线索”。分析时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中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综合时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翦伯赞的观点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尽管人们对翦伯赞见解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是，翦伯赞积极探索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风范，都是令人敬仰的。

　　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历史主义”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有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与指向。翦伯赞所宣讲的历史主义，毫无疑问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但是，单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来说，如何对其理解和运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1951年，范文澜针对其《中国通史简编》中“借古说今”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已经触及怎样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的基本问题。次年，翦伯赞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则在理论上将历史主义问题明确提出来。

　　翦伯赞批评了当时评价历史人物中出现的两种非历史主义倾向。一种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用现代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翦伯赞指出，这种倾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就是“要严格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另一种倾向是，对历史上正面历史人物，特别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无原则拔高，甚至用现代词语来描写，使那些历史人物现代化、理想化。翦伯赞认为，这两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出发，翦伯赞告诫说，对统治阶级及其杰出人物，不要依据简单的阶级成分一律加以否定，要按照他们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所作贡献的大小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此外，在论述农民战争时，不要忘记农民战争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

　　在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效与政治功能方面，翦伯赞指出，不要试图把党的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不该用当前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去描述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翦伯赞说，必须处理好政策和理论的关系，要认清政策的时代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科学地处理好历史研究和现实作用的关系，避免随意改写历史。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历史主义所需要回答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其与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坚持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将阶级观点看作唯物史观的唯一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仅仅看作阶级分析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在这方面，1958年的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就出现了对阶级观点的误解和滥用。对此，当时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并提出了批评。这样，就引发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问题。翦伯赞就此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引发了广泛注意和讨论，并被视为主张历史主义的代表。

　　翦伯赞当然并不反对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并不冲突，因为二者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既然阶级是历史上的阶级，那么，分析历史上的阶级状况，自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在这方面，恰恰是马克思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说，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全面公平的论断。离开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翦伯赞批评阶级观点的片面化，一旦片面化，就会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一概打倒。他说，有人基于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的认识，“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是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罪恶堆积”，这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属于虚无主义的态度。针对当时“打破王朝体系”的做法，翦伯赞强调，不管按照什么体系编写中国通史，都不应该从中国历史上删掉王朝的称号。他不反对“打破王朝体系”，但强调“‘打破王朝体系’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消灭王朝的称号。王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历史学家无权根据自己的爱憎从历史上消灭具体事实”。显然，翦伯赞的主张是正确的。

　　事实表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大讨论，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深层理解，提升了人们的认识。当时参加讨论的双方为了追求真理，都充分论述了各自的主张。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讨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因此都共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贡献。其中，翦伯赞先生的贡献，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

　　“史”“论”结合的典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与实证史学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强调理论指导，反对“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围绕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发表了许多论著予以阐明。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翦伯赞对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的考察非常全面而深刻，因而影响极大。首先，翦伯赞反对将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把考证当作历史学，特别是陷入烦琐考证之中不可自拔。他认为，烦琐的考证必然要混淆历史发展规律，因为在历史进程中，常常会有一些细微的事件夹在当中，如果对于每一个细微的事件都加以考证，就必然会为了注意到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离开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其结果，让人们看不见历史全貌、历史骨干和脉络，看不见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动力，听不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会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最狭窄的范围内，使其僵化，使人失去掌握历史全局的能力。他提醒说，如果不从这种烦琐考证中解放出来，史学家就会纠缠在无穷无尽的细微事件上面而不得脱身，就会像钻牛角一样，愈钻愈窄，最后的结果是此路不通。

　　翦伯赞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史料之于史学，正像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我们可以说，没有砖瓦盖不起房子，没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们能够说砖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吗？从史料到史学，正像从砖瓦到房子，从布帛到衣服一样，中间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劳动过程。……而这种功夫是一种极其细致的思考过程，只有经过这种过程，才能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才能把材料变成理论，才能变史料为历史。”他认为，搜集史料只是替历史研究准备材料，并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历史学的任务总不能就是编成汇抄，它应该是一种分析史料的科学。因此，就应该学会分析史料，把史料变成历史。翦伯赞一再强调，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资料是一匹野马，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就无法驾驭。据邓广铭回忆，翦伯赞经常建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年以上的教师多学理论，说史料好比一堆铜钱，理论则好比串钱用的绳索，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把散漫的史料贯串起来，使之形成系统，用来阐明历史问题的实质和真相。

　　此外，翦伯赞高度重视史料工作。他指出，研究必须用很多时间去搜集资料，鉴别资料，透彻地掌握资料，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分析那些经过鉴别的、透彻掌握了的大量资料，然后才能对于一个历史问题作出概括或结论，而且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概括或结论。在翦伯赞看来，“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他的发展法则”。他还认为，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运用史料，则史料愈丰富愈好，史料愈丰富，得出的结论就愈益正确。1956年，翦伯赞在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上总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时说：“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史料。”也就是说，史料是展开学术讨论的基础。翦伯赞还发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史料的收集与辨伪》《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等专门阐述史料问题的文章，讨论相关问题，见识和水平极高。

　　对于一度出现的“以论带史”口号，翦伯赞表示不认同，提出“史论结合”的主张。他说：“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史实。”因为一般的理论和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以论带史”只会将史学研究引入歧途。他还说：“‘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和概念出发，不从具体事实出发。”翦伯赞批评了当时以引用经典著作为能事的倾向，似乎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理论性愈高，史学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翦伯赞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当然，理论与史料的有机结合，不是那种“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形式上的结合。翦伯赞提出的“史论结合”为史学研究依循健康的路向发展提供了指引，至今仍是多数史学研究者信从的规则。正因如此，翦伯赞被史学研究者称为整合史观与史料“两大学术谱系”的巨子。

　　当下，历史学的繁荣已远远超越翦伯赞所处的年代。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和归宿，凝聚和承载着一批先进学者的智慧和学识，充满关乎历史学根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成果。翦伯赞的理论遗产是这些理论思考和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不断重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19AZS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