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乡村情感认同
2021年09月22日 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2日第2255期 作者:赖晓飞

  在社会学研究中,情感认同一直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在整合社会分歧、凝聚社会力量、增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涂尔干在讨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指出,要解释分散的个体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个体之间如何达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共识,就要探寻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个体。为此,他提出了集体情感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情感往往是通过共有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施加于个体行为之上的道德约束,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群体心智。这其中就有情感认同积极作用的意涵。

  凝聚新时代的乡村情感认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时,乡村治理应通过搭建情感的桥梁,沟通好个人、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情感认同一般被认为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形成认同的过程是在认知上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也是在情感上寻找归属的过程。情感认同的最后实现还需要寻找在行动上付诸实践的载体。因此,与此相对应,可从三个方面加强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

  首先,通过乡村社区制度建设,深化村民对国家的情感认同。社会学家对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理论旨趣,从孔德、迪尔凯姆到帕森斯,不断在建构社会功能体系上探寻。20世纪30年代,帕森斯开始写作时,正逢美国与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时期,帕森斯深受罗斯福的影响,惧怕经济动荡,想为维持秩序作出贡献。在帕森斯构建的功能系统中,行动被划分为五组“模式变量”,由于任何社会行动都必须采用模式变量,因此,个性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等行动亚体系“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帕森斯认为,这些不同层次的体系之间有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否则社会系统就不能持续。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是如何产生的?帕森斯在说明社会体系的一致时使用的关键词是“制度化”。他认为,被内化的价值等因素使行动者发生符合角色期待的行动,这样的价值等因素及其引导下的行动,就制度化了。制度化使角色期待的种种内容明确起来,并把不同的角色期待区分清楚。制度化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运作,各种角色分别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体系,并减少紧张和越轨。由此,我们看到,乡村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的手段,在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中,既维护了乡村秩序,也推动了乡村发展。人是构成国家的元素,国家通过乡村制度建设,统筹规划了乡村发展,规范了乡村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村容村貌整洁,村民之间互助友善的美好画卷,这些都需要在乡村治理的制度中得到体现。村民在乡村发展中受益,在个人发展中得到制度的保护,实现个人与乡村的共同发展,从而深化对国家的情感认同。

  其次,通过乡村社区新乡土文化建设,深化村民对村庄的情感认同。村民对村庄保有深厚的情感,而维系村民与村庄之间情感的桥梁,毫无疑问,是乡村故有的乡土文化,是村民无论身在何处,漂泊于世界的何方,都挥之不去的乡愁。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有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既有历史文化,也有现代文化。因而,加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全面的工程,既要在乡村规划中体现乡村文化,也要在乡村建设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要传承乡村历史文化,也要发展乡村的现代文化。让乡村文化汇入历史的河流,源远流长,如此,才能留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乡村的情感。

  最后,通过乡村社区互助活动,深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个体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物,人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并非没有情感,建立于情感基础上的行为,会达成情感共识。在乡土社会,村民之间的情感互助,自古就是乡村社会的传统。其中,凝聚的道德共识、情感共识,是流淌在乡土社会中的精神血脉。村民之间不求利益回报的互帮、互助、互惠,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情感纽带。费孝通在描绘乡村社会关系的时候用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乡村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助力搭建乡村互助平台,将有利于深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维护乡村情感共同体。

  乡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迫切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许多来自乡村的问题和诉求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性。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采用强制方式解决的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式方法,以适应村民在富起来以后对生活所提出的更高要求。面对基层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方式方法生硬,容易激化矛盾。通过加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搭建乡村社区互助平台、完善乡村社区制度建设,有利于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社区治理,凝聚村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情感认同;有利于疏导矛盾,构建乡村社区建设“安全阀”机制,进而增强乡村软治理能力,构建多维乡村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战工作课题(TZYB-202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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