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对学术源头也有追问，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史的研究，但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谈西方社会学，中国学者大多从孔德开始；而谈中国社会学，通常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一些青年学者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学研究看作中国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起点。

 

　　无论是对西方社会学的认识，还是对中国社会学自身的认识，中国社会学都表现了一种明显的自我限制。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学术研究和理论自觉都形成了严重的局限。并且，中国社会学既未能对实证社会学传统之外的其他社会学传统或流派做深入研究，也没有在悠久的中国学术史中发掘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学术传统或学科源流。中国社会学在学术史或学科史上的这种自我限制，是学科不自信的突出表现。

 

　　虽然中国社会学者这些年不断讲学科自信、理论自觉、学术创新，但如果不对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演化、来龙去脉，以及对西方各种学术传统或学术流派做深刻的反思和清楚的梳理，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就可能流于空谈。因为对西方社会学短视而片面的认识，不仅间隔了古希腊、中世纪和近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史对西方社会学深远而直接的影响，并且也忽视了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等人在西方社会学中的地位和贡献，淡化了对流派众多、内容十分丰富的非实证社会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的研究。

 

　　在社会学的大学课堂上，以孔德、涂尔干等人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理论课的主要内容。其实，如果放开视野看西方社会学，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学，不仅仅是孔德、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我们熟悉的社会学理论，还有大量非实证社会学思想理论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多大学的课堂上不介绍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列斐伏尔、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观点，而他们都是在20世纪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学家。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和介绍是明显有限的。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认识则具有更加明显的近视性或狭隘性。仅仅关注从西方社会学移植而来的思想理论，这在关于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普遍表现。前几年国内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著作，但这些著作通常以西方社会学思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主要内容，轻视了中国学术传统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承继与发扬。中国社会学研究缺少深厚的历史感，缺乏关于中国学术传统对社会学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的研究与认识。离开本民族的思想源流和学术底蕴讨论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通常会流于空谈，至多不过是表达了一种理想意愿，没有真正触及到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的根基。

 

　　景天魁把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先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就学科化而言都是在近现代实现的，但大部分学科都没有把自己的历史仅仅局限在近现代。无论是关于中国学术史还是关于外国学术史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关于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古代法学、古代经济学和古代政治学等方面的大量著述，而唯独关于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研究，看不到古代社会学，这是中国社会学对自身发展演化史的缩减与切割。

 

　　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家对中国古代学术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论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群学。在他们看来，群学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群术治群论，都明确地从群学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和风格。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也充分论述了儒学对中国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事实上，群学或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教化作用，已经深深印记和蕴含在中国社会之中。置先秦以来的中国群学和儒学思想于不顾而去理解中国社会，难免会走向浅薄、趋近平庸。而把以荀子为代表的先秦群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最初形态，有充分的学术史根据。景天魁和他的研究团队对中国古代社会学开展了艰苦的学术探索，深入论述了群学的历史演化，对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等一系列群学思想理论做出了充分阐述。

 

　　景天魁推进的群学研究的宏阔视野和深远意义在于：第一，勇开当代中国社会学学术新风，坚定地突破了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局限，以充分的文献根据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向国内外展示了先秦群学是中国社会学的第一形态；第二，系统梳理了先秦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变迁、学派分化和思想发展，中国社会学没有这样的功夫就难以达到学术自信和理论自觉；第三，为当代中国社会学承继传统、形成特色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学术底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增强了学术自信和理论自觉；第四，对在传统与现实，理论与经验的复杂关系中，清楚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知古，则必俗。只有对中国历史有从概念、理论上的明确认识，才能清楚揭示中国社会矛盾、回答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