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2020年03月10日 03: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10日第1882期 作者：辛自强
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良好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有助于疏导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焦虑情绪，进而树立强大的心理防线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大批心理学工作者积极参与，他们通过开通心理辅导热线、编写心理危机干预手册、开设讲座、撰文做防疫心理科普等形式，疏导社会情绪，在各种心理问题应对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国家也非常重视心理学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介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曾多次下发通知，明确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要求设立心理援助热线，并专门推出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等。
概括而言，对于心理学的介入，灾难救援和应急管理的实践有“需求”，政府有“要求”，心理学人有“追求”。当前的疫情防控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两个待解决问题：一是服务内容全面性有待加强，除心理危机干预外，要更加重视社会心理的引导和应急管理心理学策略使用；二是加强各项心理服务工作的统筹力度和体系化建设，将“需求”“要求”“追求”三者联结成整体。建议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下，建设专门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应急心理服务体系，首先要明确应急心理服务内容。应急管理中要开展的心理服务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应急心理健康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灾难事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如疫情中的病患及其家人，奋斗在一线的救援和医护人员、基层干部，以及需要帮助的普通公众。他们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心理疾病或明显症状，有的是高危人群，有的是易感人群和普通人群，要对其分类开展心理干预。服务方式包括现场的和远程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等。服务目标主要是缓解他们的心理不适和精神压力，治疗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等。这些工作对处于危难中的人们，是很好的心理慰藉和人文关怀。
二是应急社会心理服务。应急管理不仅要关注突发公共事件本身，还要做好当地乃至全国公众社会心态的监测和调控，加强社会心理建设。面对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公众会产生普遍恐慌和各种非理性行为（如信谣传谣、出现过激反应）。因此，需要心理学专家通过舆情分析、社会调查等手段，了解公众社会心理特点，采用线上线下的公益讲座、科普文章、新闻宣传、政策工具等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的风险认知，平抑社会情绪，减少非理性行为。举例来说，我们最近调查发现，公众获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最常用的渠道是微信和广播电视。一个人如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获取的信息越多，对疫情可控性评分就越高，越相信国家能有效控制疫情。这一调查结果对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渠道管理有参考价值。
三是“由心而治”的应急管理政策设计。“由心而治”是指依循人类心理行为规律开展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应急管理也要遵循人类心理行为规律，来制定和实施应急管理政策和举措，进而提升应急管理和治理工作的效率，增强应急管理人文关怀。目前，我们的应急心理健康服务做得较充实，应急社会心理服务刚刚起步，而“由心而治”的应急管理政策设计则有待加强。
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应该是一套成型的制度体系，它用各种机制将心理服务的需求侧与供给侧连接在一起，搭建起服务平台和保障体系，以确保心理服务的规范运行和准确送达。这套制度体系以及相应的人财物资源，应该“闲时备好，急时启用”。
首先，要设立应急心理服务的领导管理体系。可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设立应急心理服务领导和管理小组，负责做好应急心理服务体系规划和日常建设。重点是建立专家库，设立分级响应机制和协作机制，制定相应的服务标准以及保障措施。地方上，至少在省一级要有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体系，有条件的地市也可以设立。
其次，重点抓好专业队伍建设。要遴选、培训一批擅长应急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理服务，以及应急管理政策咨询的心理学专家队伍。这支队伍可以吸纳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也要注重发挥专业团体（如相关学会、协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由他们提供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这支队伍至少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高级别的决策咨询和政策咨询专家，二是一线服务专家。此外，也要兼顾应急心理服务的各个内容领域。
再次，做好制度衔接和统筹。坚持“平战结合”原则，做好应急心理服务体系与现有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衔接，做到应急服务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平时建好队伍和体系，应急时就能冲上去、用起来。此外，国家需要尽快出台有关应急心理服务的法规或条例，做到应急心理服务工作有法可依。
最后，做好工作预案与平台资源准备。针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要做好工作流程设计和具体应对方案；要建设信息化平台，负责管理人财物资源，开展心理监测和信息发布，投送心理服务；要建构包括各类工作指南、手册、方案的数据资料库，便于在应急时修改使用；要做好应急心理服务相关学术研究，尤其是心理危机干预、风险认知、灾难心理、社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注重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16AZD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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