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春秋 人间草木
2020年03月09日 02: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9日第1881期 作者：张堂会 舒跃
汪曾祺是京派最后的余绪，文风冲淡，笔下万物皆有慈悲品格；取材范围包含众生，他写昆明，写西南联大，写坝上朔方，写生活的一角一落：吃、喝、住、行。家里的孩子称呼他为“老头儿”，“多年父子成兄弟”是他对家庭俚俗的最高追求，于是乎老头儿的大多喜好、形象都跃然纸上：北京人的提笼架鸟，对童稚学开公交志向的鼓励、宠爱，以及《葡萄月令》诸类中的草木风物等。汪曾祺写这些生活散文时已客居北京多年，这些作品多没有早期《复仇》中的锐气浮露，代之的是对于人间世情的一份体察与笃定，这份态度多似一份淡然和来自生命深处浑然自成的乐观，或许还有见过惊涛骇浪后的幸存。
师承大师 生性洒脱
在1946年于上海找不到工作、20世纪50年代处于人生低谷时，汪曾祺都曾受益于沈从文力透纸背的人生教诲。从对老舍、沈从文、闻一多以及西南联大的诸多回忆文章来看，汪曾祺得益过诸位大师于情于理的言传身教以及自身的通达消化。
沈从文对汪曾祺评价道：“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的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可是，汪曾祺上沈从文的课连笔记都不曾做过，他曾后悔未曾结集出版，但后悔之余却并不会做过多人生逗留，《老鲁》中学校周边的苋菜，《落魄》里一间淮扬菜馆中的家常炒菜，都是证明人间值得的最好去处。包括《大淖记事》，那群民夫即使生活得如此清苦,可一写到吃饭，“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汪曾祺懂得化解生活的苦楚，哪怕“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都会品出一丝甜味；有点小狡猾，知道逃避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丁帆说“汪曾祺的洒脱和放浪是乃师不敢彰显的一面”，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往往夹在生活的杂事之中，而非在大是大非上鞭辟入里。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无事，亦无过多生非，可以看作一种人和环境相得益彰的整体。《莱生小爷》《小姨娘》等文章均属此类，其中只见人并不见过多故事，只是对当时生活原貌的侧写。《幽冥钟》更绝，人事皆不着过多踪迹，如果说还有文学的因素，那就是感情上的牵引。所以有时读来，似乎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已然泯灭，小说亦近似生活原貌，散文中的草木万物亦皆有品格，亦真亦幻。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对沈从文的写作课回忆道：“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所以物物皆景，处处见情。“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所以，越是到后来，汪曾祺的小说越为返璞归真，接近生活本源。其难度可想而知，不靠实体线索贯穿前后，只凭借文学布白、白描进行填充，既要保证故事可读性，又要使得情节自然，呈现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文学品位和书写境界。
汪曾祺被称作“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可什么是士大夫？是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与担当，还是不居庙堂处江湖之远的淡然，他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无。他有一首小诗：“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暖。”诗格别致，不经意间传达出对于人生的一份真诚吐露。在《国子监》中，他执意无话好说，后有感于历史八卦和对时代的洞彻，写出行者无疆的思维广度；《阿格头子灰贝青》本是属于草木的一篇小传，收笔之处却在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般的感喟。但这些故事的人物角色又都流于普通，如《鸡鸭名家》《戴车匠》《侯银匠》中的普通手艺人，还有《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卖眼镜的宝应人》此般的俚俗阶层。他乐于为普通人做传，所以他的文学国度里没有大奸大恶之徒，一切向好，即使权贵都有些许善意。这是他看待中国的方法，用人间烟火度化生活的戾气。
这些故事和人物大都流于平淡，不对时局做过多介入，忽略时间维度，有时甚至难以把握住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节点。可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汪曾祺笔下的文字具有了某种普世意义。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汪曾祺笔下多是一些犄角旮旯、信手拈来之物，他中意用这一份普通来消解世间的繁忙与功利。所以，他用自己洞若观火的澄澈和赤子之心，表达对于世间万物的热爱。“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于是乎，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出自一种“不经意”，在不经意中把身边一切纳于文笔之下，在不经意中成就所思所想，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难见匠心般的刀斧之功。
扬州乡情 镂心刻骨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挚爱的一方热土，画地为牢，不愿遁逃太远。汪曾祺在文字中很少提及她的名字，但她的身影总是在作品里或明或暗，我们知道，那里是高邮，那里是扬州。他写不够那里。
汪曾祺是一个游子，少小离家，老大未归。扬州和北京，一者是家乡后来成了远方；一者是晚年的客居埋骨之地，远方后来便成了家乡。加之中间过渡的昆明，三座城市在品格上成为互文，一扬二益的倦懒，皇城根儿下的宠辱不惊，以及昆明的金马碧鸡，如果说相似，就是对于平凡的青睐和把玩。好似其文风，乐观自在，闲看花开花落，却又有些许不同，因为总有一层像雾像雨的潮湿。
《受戒》成名时，汪曾祺已近晚年，日子似乎到了只敢瞻望不能回头的时候，其后的作品虽然欣欣向荣，却总能看到远方故乡的影子。他在《异秉》中写道：“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避仄，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在《大淖记事》中又写道：“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仿佛一切环境渲染和故事展开，皆离不开水。北京不是水城，“昆明春天不下雨，是干季也是风季”。所以只能是“我们那里”。他很少直呼其名，除非写到家乡风物，写一笔“我们扬州那里”，多说一句似乎都会绷不住。可《异秉》和《花瓶》里却都出现了保全堂，《岁寒三友》和《鉴赏家》里季匋民，《茶干》和《故乡的元宵》里都有的连万顺。再比如，《昙花·鹤和鬼火》和《受戒》善因寺，《金冬心》中更是直接用扬州八怪里的金农揶揄南京的袁枚。
汪曾祺写昆明，写西南联大，大多回忆，娓娓谈来，不在情景而在事，把所发所感当成佐料。他写北京，比如《云致秋行状》《安乐林》，重在写人。写北京时，汪曾祺喜用对白，而且是富有京味儿的对白，北京土话脏话，荤素适中，一气呵成，听着痛快。描绘人物，有剧本似的脸谱化——众所周知，他在北京写过剧，包括《沙家浜》。涉及北京时，作品的题材大多和20世纪50—70年代有关；而写到昆明时，则多半是西南联大时节。
涉及“我们那里”时，看不出时代。可无论北京还是昆明，扬州似乎都是汪曾祺观景的塔楼。读《受戒》，世外桃源，不知魏晋。勉强看得出的，是《陈小手》《八千岁》《鲍团长》提到了孙传芳和抗战。所以“我们那里”的故事，是《受戒》《茶干》，是《黄开榜的一家》，小城故事，没有情节点缀，只有“我们那里”的生老病死，干净但不枯寂，热闹温和。哪怕《八千岁》里头提到了战争背景，也没沾染战火硝烟。“我们那里”也没什么悲剧，最多是《岁寒三友》或者《异秉》，甚或《大淖记事》，算是甜苦交加。《金冬心》《黄油烙饼》中也有讽刺，但一写到“我们那里”，他就很留面子，对八千岁，至多调侃一下。
温情之中，汪曾祺是把不能回去的家乡当作了亲人。比如，在《关老爷》里，旗人都爱这小城；在《我的母亲》中则写道：“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在“那地方”，他永远不会长大。镂心刻骨，停云落月，所以在“那地方”所写、所思、所托，都不过是亲人凑在屋内，朋友相聚堂间，心满意足的人间岁月。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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