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8年和2019年相继正逢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学术领域都在回顾40年或70年的变迁，人口学也不例外。中国人口变动的发展进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21世纪初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进入了稳定低生育率和接近人口零增长的时代。回顾中国人口变动及不同阶段的主要推动力，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解释当前的人口形势、更为准确地把握相关政策的未来导向。

　　人口转变过程指的是一个人口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形态，经历死亡率降低和生育率降低，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全过程。李建民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系统全面地回顾了中国人口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其中几个主要人口指标变化的年份值得在此重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下降，在8年间降低了50%，与此同时下降的还有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20年间有更大幅度的下降。生育率下降虽然滞后了20年，但其下降速度极快，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对夫妇平均生育6个孩子，下降到1980年的2.31个孩子。生育率在这个水平上波动10年后在1990年再次下降，1992年降至低于更替水平的2.05,1996年进一步降至1.8以下。根据王广州等学者的估计，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21世纪基本稳定在1.6或更低，除了2016、2017年因生育政策调整释放了积累的二孩生育潜力而略有升高，其他年份均在1.3—1.6之间。

　　由于生育率降低和出生人口的减少，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起持续减少，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的人们陆续超出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会加速，估计至2050年将减少2亿人左右。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以人口老龄化为主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推进时期。王广州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勾画了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的几个重要特征和年份，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8%的大致时间为1984年前后，在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后35年人口老龄化处于比较稳定且快速发展的过程，总人口的平均年龄从1994年的不到30岁提高到2019年的接近40岁。而在下一个7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59年达到4亿左右的峰值，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保持在30%以上，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在2070年前后达到1.6亿左右的高峰，占老年人口的比例约40%。李建民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驱动力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之前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力量是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2010—2040年为老年人口的增长，2040年以后的主要驱动力则为长寿。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人口无论在数量、结构还是生育、死亡和迁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从高生育率和高增长到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的过渡，并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与全球平均水平和各地区的变化相比，中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从高增长行列以相对较快的速度移至负增长行列。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预测，中国将在21世纪后半叶维持在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增长水平。虽然有相似人口增长路径的国家不仅是中国，如韩国、泰国和古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均与中国极其相似，但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这种“压缩”型的人口变化无疑会带来相对较大的影响。陆杰华分析了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能影响，认为不应忽视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尽快研究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包括对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宏观把握、明确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重大发展任务，明确重点和需要优先解决的议题，重视人口结构思维方式、转变控制人口的观念，积极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等。

　　由于死亡率的变化缓慢且方向稳定，国际迁移也不可能对中国人口变化产生显著影响，21世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负增长速度以及负增长惯性的积累将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变化。关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以来都是研究的重要议题，2019年仍有不少对生育率的估计和分析，尽管分析方法不同、估计结果也在数值上略有差别，但中国人口的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低生育状况具有群众生育意愿低、育龄夫妇生育二孩比例低、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些人口现象和特点预示着中国存在陷入极低生育率的风险。需要对其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并加以重视，及时制定和采取应对措施。吴帆分析了66个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转变后进入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及其持续时间的情况，总结出低生育率陷阱并不是偶然的存在，其风险已经在向更多国家和地区蔓延；尽管有些国家从未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生育水平呈现从极低生育率回升的趋势，但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并不容易。从全球来看，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正在从欧洲和东亚扩散到东非、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已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期，显然不利于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人口变动的70年历程，既具有与全球人口变动尤其是亚洲人口转变的相似共同点，也具有其特性，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变化演进交织并相互影响，尤其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变化和公共政策对生育、死亡、迁移的影响，错综复杂并在相对较短时期发生变化。因此在回顾中国人口变动历程时，有必要将中国人口变动置于国家和全球的变化背景之下，理清不同时期影响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和关键推动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科学评价不同阶段人口变化影响因素尤其是公共政策和政府干预的作用，从而为研究未来的政策取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不过，现有关于中国人口变动历程的研究中，侧重对宏观人口现象的“单线”描述多、将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和政策变化等多条线索相结合的分析相对较少。尤其在很多数据和相关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政策变化相对容易观察，从而有可能由于简单化地忽视了多种影响因素而高估了政策的作用，其结果是没能全面和完整地呈现历史演变，很可能提供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决策依据。例如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分析尚不够充分和深入，对中国生育转变进程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全面和多视角的分析，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更科学地评价不同阶段生育政策的作用。

　　中国人口变动及其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家庭和个体层面；而在家庭和个体层面发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和个体行为，从而会影响到宏观的人口变化。在研究人口现象和相关议题时，更需要将宏观的人口变化与家庭和个体层面的变化相关联，从而可以更为合理并深入地解释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产生富有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相关政策讨论中，不仅要关注人口指标，更应当拓宽研究思路和分析视角，考虑在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下政策对家庭和个体的影响。钟晓慧应用“积极家庭”的政策分析框架，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公共政策对家庭的影响，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商户政策等“放开的政策”激发了家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家庭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视角启发我们在讨论与家庭相关的人口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可能对家庭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政策的作用是能够支持家庭发挥所有成员的潜力和能动性，以最为适合的方式实现对家庭幸福的美好追求，而没有必要直接干预家庭成员的行为。基于中国人口态势，胡湛和彭希哲提出在相关政策讨论中应当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出全新诠释，尽快实现从“有计划的按政策生育”转向“有计划的家庭自主生育”，即倡导夫妇根据个体条件、家庭状况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判断而自主地决定生育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并稳定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状态。21世纪中国人口的总量负增长、结构老龄化的态势已然确定，需要根据这些人口变化趋势重新思考中国人口研究和相关政策讨论的取向。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的合力推动下快速完成的，应对未来挑战，更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家庭相关政策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