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开创当代江苏文坛风尚
2020年03月09日 02: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9日第1881期 作者：刘新林
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江苏文坛，这个问题颇值得探究。江苏作家中，师承汪曾祺的不在少数，受其影响的那就更多了，至于民间的汪粉更是不计其数。究查其接受史，集中于新时期复出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可不计。汪曾祺的接受，特别是在江苏文坛的接受，与文学潮流、社会风气的迁延有关，与作家交游、地域文化有关，也与特定时期文学刊物的举措分不开。
汪曾祺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雨花》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异秉》（1981年第1期），这篇标志着作家新时期复出的小说重写于1980年5月。《异秉》是一记“重炮”，挑战了主流文学趣味，改变了《雨花》的编辑志趣。据说，《异秉》完稿后，在无处可投的情况下，林斤澜交给好友叶至诚，希望在《雨花》上发表。关于这部小说，编辑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叶至诚和高晓声都觉得好，但也有人觉得，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最后，《异秉》发表在1981年第1期，文末附“编者附话”：“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极有意义的”。此前的1980年第11期上，发表了高晓声的实验性小说《鱼钓》和艾煊的《他》，均可看出《雨花》在“伤痕反思”浪潮中的转向。这一变革在“突破”事件后偃旗息鼓，但《异秉》所开创的内容和趣味，却影响着当时正在转向的文坛。
其后，汪曾祺在《雨花》发表的有《故乡人》（1981年第10期）、《晚饭花》（1982年第1期）、《日规》（1984年第9期）、《故乡的食物》（1986年第5期）。作品不多，却各具意义。
《故乡人》和《晚饭花》分别是一组小小说，写的都是故乡人和故乡事，读起来像散文。《打鱼的》铺陈叙述，颇像废名的散文化小说《竹林的故事》。《珠子灯》《晚饭花》则神似沈从文小说里的某些片段，只是更求诸凝练，表现风俗。这些小说与同时期的《大淖记事》《鉴赏家》《八千岁》相比，虽少些名头，却在展现渊源、揭示传统上同样有力。这对后来着重培养江苏地方作家的《雨花》有何意义，对青年作家有何启发，值得深入探讨。
《日规》是汪曾祺在叶至诚重回《雨花》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新时期的《雨花》，只有1979—1980年间，称得上短暂的辉煌，在地方文学刊物中，一度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相颉颃。但从1981年春开始，《雨花》陷入一桩政治风波，编辑部核心大换血，顾尔镡、叶至诚相继离开。两年后，叶至诚重回《雨花》编辑部，向当时活跃的作家约稿，欲再现往昔风采。汪曾祺送来的正是《日规》。与《日规》相仿，《故乡的食物》也是投桃报李式的应召品，而且还获得了《雨花》与双沟酒厂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双沟散文奖”。还有一篇散文《白相人面孔》值得一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临转型困境的《雨花》推陈出新，开辟了“新世说”栏目。这个栏目专以“文革”为内容，以“世说”体为形式，刊发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结集《新“世说”选粹》于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的这篇散文赫然其中。不过“新世说”专栏未见其文，推测汪曾祺接到了约稿，但因故未发，遗憾之下，只好在环境宽松后结集发表。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雨花》发表史，呈现出回环的样式：《雨花》发表《异秉》，支持了汪曾祺的及时复出；在刊物困难时期，贡献《日规》《故乡的食物》和《白相人面孔》，则可看作汪曾祺对家乡文学刊物的回馈。
提到当代江苏作家的崛起，不能不提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探求者”同人在新时期的复出。其时，叶至诚是《雨花》副主编，高晓声、陆文夫等人是编委，他们同时又是《雨花》的主要作者。新时期初，《雨花》实际上形成了以“探求者”同人为核心的作者群，他们的趣味决定了刊物的特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晓声、陆文夫的写作风格渗透出的地域底色，呈现了当代江苏作家的风格肌理。高晓声、陆文夫等在故事层面的偏至，在语言层面的执着，以及共同呈现出的小巧、精细的风格，使他们的作品能够以“小”窥“大”，且留有余味。不过，此类作品存在一定的斧凿痕迹。汪曾祺的复出有所不同，他回避了漫长的当代经验，直插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将那种小巧、精细的地域风格，推向了更为自然、淳朴的境界，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观感。当这样的作品出现在《雨花》编辑部时，高晓声和陆文夫对其评价极高，高晓声一度认为汪曾祺的小说代表着国际水平。正是基于这种文学上的志趣相合，原本并不熟悉的“探求者”们与汪曾祺开始了漫长的交往，并影响了围聚在他们身边的青年作家。
文坛上流传着不少汪曾祺的逸闻、高晓声的趣事，也有不少回忆他们的文章，并且许多作家还愿意谈汪曾祺以及他的文学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比如，叶兆言写有《郴江幸自绕郴山》，就费浓墨比较了高晓声和汪曾祺，并写到：“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汪曾祺的影响与接受，由“探求者”而渐及“探求者”身边的一些青年作家，除叶兆言外，还有韩东、赵本夫、范小青、苏童等。对他们作一种近似索隐派的分析，也非无功。
作家并非“个人化”的，其重要性在于与前后两代作家的联系，在于历史和传统中的位置，汪曾祺的重要性也应作如是观。汪曾祺于20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其“寡合特异”处已彰显出古典与现代的特质。问题是，这些特质又怎样和当代联系起来？如果说要为江苏文坛树立起当代传统，由“探求者”及其同人与汪曾祺所共同开创的一种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的文学风尚，正可以作如是解。而细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在前辈与后进之间寻找到更多的联系，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研究。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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