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量化研究，结论不能给读者已有的经验带来颠覆或增量。这使其研究问题难以“问题化”，不足以成其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量化研究的结论与一般常识相去不远，该如何评价研究的学术价值？本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根源和答案。

　　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量化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驱动研究的问题由国外社会学（英语为主）提出；其二，研究采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中国社会调查；其三，研究采用现成的方法。这类研究可以被类比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类工业模式——“来样加工”。来样加工的生产者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的订单，采用国内生产的原料，按样品或图纸进行生产，产品往往直接出口，但也有转内销的部分。来样加工的社会学研究中英文俱有，不过本文讨论的主要还是中文研究。

　　把这类研究比作来样加工绝非对其贬低。改革开放以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水平提高作出巨大贡献。中国社会学亦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恢复重建，费孝通领导重建社会学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赴美访问，并通过匹茨堡大学的杨庆堃邀请欧美与中国香港地区的社会学家到华讲学。可以说，“向欧美学做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欧美学做社会学”的一个结果是养成了欧美社会学的“品味”，或者用汪丁丁的话说，就是“重要性的感受力”。从研究问题来说，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学？什么论文值得发表在专业顶刊，什么论文只能寻求普通期刊的发表？这些对研究重要性的衡量，从根本上说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难以在社会学内部给出证明。一位数学博士朋友曾指出，笔者描述的这一情况跟数学中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颇有相似之处，这个类比或许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养成欧美社会学“品味”的一个后果是，有些“重要”的研究问题与中国学者的学术经验和生活“常识”养成的对重要性的感受之间会发生错位。这里把“常识”加上引号，是因为“常识”到底是什么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需另文探讨。曾听中国学者抱怨，研究中国的论文要投英文期刊，需要左思右想找一个英语研究脉络里的“箩筐”把论文装进去，否则难以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当然，即便惯用英语的研究者也要找“框”，美国学者私下交流时会探讨“装框”（framing）的经验，也就是如何把研究包装得更吸引人。不过中国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多了身为“他者”的一层隔阂，与美国学者还是存在程度的差异。同样，中文论文研究在英语研究脉络中现成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引起中国读者本真的兴趣。

　　在“向欧美学做社会学”的背景下，“品味”错位的问题对双方而言可能并不对等。向英语读者解释研究问题对于中国读者的重要性，恐怕并不足以说服对方接受不与英语研究脉络对话的研究。向中文读者解释一个问题对于英语研究脉络的重要性，本身便构成“向欧美学做社会学”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合法性。用传播学的语言来说，这说明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双方的议题设置能力是不对等的。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燕京时期吴文藻已经意识到欧美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隔阂，因而力倡社会学“中国化”，正是这一点吸引了费孝通等学生的兴趣。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对“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或者在更大尺度上，目前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亦反映了这一问题在今天的延续。

　　重要性感受的错位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开篇提到的情况。在英语学界某一研究脉络中被“问题化”了的研究问题，摘出后置于中文研究的语境中便显得突兀。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作为价值判断前提的、双方各自默会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体系并不相同。回到“来样加工”的比方上，两个知识市场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来样加工”产品面向海外市场，例如，《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2010年美国进口了价值320万美元的美国国旗，其中价值280万美元的部分产自中国。这些国旗如果出口转内销，当然没有那么多销量。

　　对此现象，一种辩护提出“常识”不过是主观感受或轶闻性质的证据（anecdotal evidence），不足置信，任何论点不经有代表性的数据和量化研究方法的加工就登不上知识的大雅之堂。由此可以将所有“常识”转换成问题，使社会学获得研究它的合法性。这一立场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容易与量化方法的帝国主义混同，低估思辨性的讨论与质性研究的价值。

　　把这些研究放置于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双重意义体系中，如何理解这类研究的意义？首先，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应该具备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对相似的数据重复研究的步骤，应该得到与原研究类似的结果。对这一点更多的讨论可参见拙文《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的“复现危机”与重复研究》。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多采用统计方法，如果学术期刊仅出版统计显著的结果，会发表大量假阳性的结果。因而近年来有量化研究者倡导“预注册”制，也就是发表仅由研究设计决定，而不考虑其结论如何。这意味着仅看一篇文章可能结果索然无味，但这是为了得到“有趣”结果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得到“有趣”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更优秀，只是更幸运。

　　其次，“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亦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的支持。例如本文中诸多对学术界的观察，有读者或许觉得言之无据。如果有现成研究能为这些观察提供支持或反驳，也有助于深化本文论题的探讨。“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情况并不罕见，仅看单独的研究可能索然无味，但因其能成为更“有趣”研究的零件而产生实用价值。在这一点上，定量研究者专注于某个具体领域本身在更宏大的学术分工的背景下并无不可，但若能与“中国化”的社会学整合度更高就更好了。“中国化”的社会学目前最稀缺的恰是把中国化的议题、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有机整合的具体经验研究，给后学树立可效仿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