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典型的学术组织，科学研究是其基本职能。从德国柏林大学开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之先河到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从单一知识的发现到学术形态和功能的多元化，从个体性、分散性活动到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大学科学研究逐步突破学科与实验室的围墙，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深知识的社会化扩张速度始料未及。今天的大学科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单数或线性形态，转变为一种由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共享收益的复数形态和复杂现象。科学研究活动边界持续扩展，大学科研职能的内涵不断丰富。

　　在宏大叙事下的发展数据与关键指标背后，无论深度参与全球头部市场竞争，还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和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将“增强科研能力”作为赶超发展的重要行动逻辑，也将其作为一个关键维度支撑大学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主要依据大学内部推动力开展；而今天，创新奇迹则更多来自外部诉求。通过超越一般的教学技术与科研工具革新，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一同融入社会创新大系统中，形成了跨越学科、服务社会的价值倍增网络。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得以有效实现组织机能的相互联结，以最大限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价值。因此，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把握大学科研职能的理性向度，可以为我们的认知和思考提供一种新的发展眼光与想象力。

　　价值理性是大学科研职能的天然基石，是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并能恪守自身独立属性与行为准则的体现。自中世纪对高深学问的探索，至近代大学科研职能的确立，大学作为一种富含价值理性的学术组织，恪守知识发现与创新的基本秉性，始终保持“激情、渴求和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把握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价值理性，不仅要追求客观真理和知识，为社会提供具备足够理论解释力的知识增量，推动实现大学学术组织的结构效应；还要展现其基于知识创新与公共关怀的蓬勃力量，推动科研行动取向与价值理性向度相互融合，努力形成科研向善的良好格局；更要基于高深知识的内在秩序和知识发展的时间向度，理解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变化，努力对大学外部的复杂问题、技术及制度环境保持足够敏感度，充分发挥大学的科研阵地与平台作用。

　　工具理性是大学科研职能的时代禀赋，是一种服务社会发展和满足大众需要的现实应用性体现。从17世纪前散落于传统大学内外的“星星之火”，到威斯康星理念影响下的现代大学，大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较强的社会组织，遵循一定的社会共同规范，并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把握大学科研职能的工具理性，既要积极关注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适时以知识问题、科研成果等表现获得其他社会部门的接纳和认同，避免因一味埋头求进科学研究而与社会需求快速变化错位脱节；又要避免陷入指标绩效与量化考核的过度控制中，防止科学研究演变为一种重度市场化的商业现象；更要形成对现代科研的整体性认识，使科研走出单打独斗的“单数”形态，走向社会价值共创的“复数”模式，谋求全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凝练多元主体推动科研发展的“普遍智慧”，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更多普惠性成果。

　　现代以降，新的时代图景正向我们徐徐展开。对我国来说，大学科研是一个混合的概念体系，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谈论的学术评价“破五唯”、产教融合、外部复杂环境与社会需求等议题，无一不指向社会大众对大学科研蹄疾步稳的热烈期待。深刻把握大学科研职能的理性向度，需要大学遵循学术自由理念与社会共同规范，始终强调公共利益的保障与公共价值的实现；需要持续拓展个体与组织的协作空间，关切更广泛的高深知识与社会共同利益相关者；需要将科学研究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基础之上，以一流科研助力“双一流”大学建设。如此，大学科学研究才能具有实质意义。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发展规划处；宁波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