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话语不仅是一种事关意义传递的语言问题，更是一种涉及观点表达和权力关系建构的政治问题。因此，话语是建构国家形象，塑造国家身份，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话语无疑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研究内容。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也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这也就是使用何种话语模式进行表达的问题。

　　从概念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简单来说，对外话语体系指的是我国在以国外受众为指向的沟通中使用的话语模式或话语风格。如果说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是诞生于西方且带有一定实务特点的学科，那么对外话语体系这一概念则是诞生于中国本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往往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采取一种两元对立的立场，强调对异类文化的“征服”和“跨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则从自身出发，在文明互鉴中强调平等的交流和沟通。

　　就理论基础而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这一概念与近几十年兴起的话语研究密切相关。在传统的话语研究中，话语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与社会其他元素构成了辩证实现关系，即话语在受到社会现实影响的同时，也在构建社会现实。根据话语的研究对象，出现了媒体话语、商务话语、外交话语等分类，这种范式类型的话语研究赞同话语的本体论假设，并试图检验一个或多个话语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社会现实，通常关注文本的性质以及这些文本如何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现实。在这一研究范式中，文本被定义为社会过程中独立的可分析的社会事件的语言/符号元素。在这一研究背景下，学者越来越关注话语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关注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具体到跨文化传播领域，学界关注的对象开始由文化移转到语言与个人，关注的重点也由文化差异移转到人与人互动沟通的过程和语境。此类研究不再将重点放在文化的差异方面，而是关注跨文化沟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语言的使用，关注跨文化传播与互动过程中各方所共同建构出来的模式或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社会场域。

　　在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也是当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互动的产物。就话语自身的特点来说，不同民族由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种种因素的差异，会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到不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方式”的区别，否则就不能产生与目的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当下的实践一旦以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形成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建构。因此，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最终将是一种建构现实、影响社会的力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构成了一种论述的建构，即话语是用语言系统构建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能指方式，因而也构成了一种知识样式。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

　　结合学界对话语这一概念的界定，我们不妨把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界定为围绕某一事件（外交、外事）形成的多个话语（文本）之间的一个对外传播的意义系统。各种相关话语形式（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和各种话语体裁（如新闻报道、演讲、社论、故事、宣传片、广告等）构成了这一社会实践的对外话语体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的语境特定性，同时也是中国理念、中国观点、中国知识的对外体现形式。这一话语体系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实践，是在国际层面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身份、建构话语权的意义实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

　　从话语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表现可以分成三个层次。首先，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外事事务中的话语实践构成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表达的第一个层次。第二，我国外交外事部门（官员）、中国对外传播媒体以及具有政府部门特点的机构在外交外事活动中形成的话语实践构成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中国对外话语实践的主体还包括民间智库专家、学者、各种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的中外实践者等。相对于前面两类，第三类主体的话语实践更加丰富与多样化。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也渴望听到中国个体对国际热点与问题的见解，中国的智库专家、学者、商人也开始走到台前，不仅讲中国的事情，也讲外国的事情，从而发出中国的声音。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

　　当前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仍是西强我弱。要打破中国在对外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僵局，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手，加快建构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在理论构建层面，首先要积极推动话语视角下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有学者指出，我国学界对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定位还没有达成共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诸如社会治理、国际关系、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待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具体概念的定义和阐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理论支撑，用已被证实取得成功的中国故事诠释这些观念。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得到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中国可以汲取这些成功经验，进一步充实完善诸如“文明交流与互鉴”等中国话语的内涵，扩大其影响力。

　　在实践层面，许多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或高等学校都成立了话语体系研究中心或类似的研究机构，有关话语体系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机构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任务不同，很难形成体系化、系统化的研究。二战后，出于对外拓展和沟通的需求，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建立并发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推广。结合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有必要形成研究合力，积极推动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当前，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中国外交理念的“全球化”传播，凸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感召力。

　　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等各方面协同努力。要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对外话语意识，提升国家、机构和个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国家话语实践的风格、角度、关注问题等都构成了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声誉以及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因素。所以，妥善处理中西在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跨文化沟通，提升国家话语表达能力，在当前就显得更加紧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