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成为技术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这种状况悄然发生着变化，很多前沿技术的目标已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改造人类自身。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以认知技术、生命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主体的高新技术，出现了在功能上更注重改变人类自身生理状况和精神需求的趋势。大脑芯片、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器官增强、基因编辑、辅助生殖等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生理过程；智能手机、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交往特征；纳米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也将对人类自身产生一定影响。

　　当代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正在逐渐消解人与机器的传统边界，造成各种人机嵌合物（“赛博格”）不断涌现，其后果往往有着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避免出现不可逆的消极影响？当人的身体中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成分，如何保证人类的本质特征不被异化？当某些人有可能借助当代技术变成生理和心理上异乎寻常的“超人”时，如何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继续得以实现？在科技活动层面“改造人类自身”，带来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地进行伦理思考。

　　改造人类自身技术的大量涌现，越来越强烈地警示人们：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的事情，并不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近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显著改善，同时带来了技术“价值中立”观念的广泛传播。很多人相信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人类如何使用。因此，现在除了少数技术（如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品、生殖性克隆、基因编辑婴儿以及带来严重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受到严格限制，其他大量后果不确定但眼下利益显著的技术还都在发展之中。

　　尽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度“征服自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但并未普遍意识到随意地“改造人类自身”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尚未产生非常明显的负面社会影响时，过早用法律法规约束这类技术的发展可能并不合适，但从伦理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监督评估、制度引导则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强调，“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覆盖到科技创新各领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前瞻研究，及时从规制上做好应对，确保科技活动风险可控”。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给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出于“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目的的技术，都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当时理解的“人”是自然状态的人，并非其自身成为技术改造对象的人。实用主义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人类自身的这种新情况。当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人工物要素时，从伦理视角审视参与技术活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的责任，通过制度安排发挥伦理规约和监督的作用，逐渐成为当代技术治理的迫切任务。

　　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并不只是改变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功能，还会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稳定性和发展路径。因此，需要综合考察人类的生理器官、人工物系统、社会组织和精神活动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各种类型有机体之间的和谐，注重事物的生机与活力，注重知情意相结合的伦理教化方式和“大我”意识的养成，这些伦理观念有可能为解决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阻止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的前进步伐，而是要考虑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使技术继续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带来各种麻烦。基于这种考虑，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类型有机体内部和外部和谐，不断使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使价值和伦理因素有效融入技术创新活动之中，是必要的伦理导向。时代在呼唤适合于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的新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中国特色的技术伦理治理途径应成为其中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

　　当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越来越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则越是需要社会各界对此类技术进行关注。对此，我们需要不断进行更及时、全面、深刻的伦理思考，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当然，这种伦理思考不能只停留在学术探讨和媒体宣传层面，而是应有效影响当代技术发展过程。在科技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立项、科技应用效果评估等领域，都需要充分发挥科技伦理的反思、预测和社会治理作用，使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沿着合理的轨道发展，从而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