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而近年来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地球已难以维系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资源支撑渐显乏力。由此，人类文明逐渐发生了生态转向。国际社会逐渐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和资源的支撑能力，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关系。我国一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不断加强。

　　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关涉众多的行动主体和丰富的教育内容。行动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学校、家庭、个人等，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态学思想及原理、生态知识、生态哲学、生态意识、生态价值、生态伦理、生态行为、生态文化等。目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众多行动主体对生态教育内容的了解仍然不够充分，生态素养有待提升。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一，很多人没有转变对世界万物之间关系的看法，“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零和博弈”思维仍然存在。其二，学界尚未充分关注生态问题与各领域的耦合效应，开展全方位、跨学科应对研究的能力不足。其三，学校对生态德育认识不到位，生态素养教育存在明显缺失。其四，社会尚未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生态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应充分重视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新兴学科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比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多门与生态学交叉的学科中，生态语言学可以在多方面帮助人们提升生态素养。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学科，包括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以及语言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作为生态语言学学科的一种主流研究范式，“韩礼德模式”最初关注语言系统中“词汇—语法”层次的非生态性特征，后经学界发展逐步聚焦到语言的使用，即开展话语的生态性/取向分析。在对话语的生态性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学界前期主要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积极话语分析模式、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等，对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话语展开分析。生态话语分析缘起于人与自然矛盾突出时期，即环境问题严重时期，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随着生态概念的拓展，学界逐渐将包括自然与社会的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网络。生态话语分析的对象除了环境话语，也包括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话语，目的是达成社会内部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自然及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即达成和谐共生、和平共处、可持续发展等目的，生态话语分析需要以明确的生态哲学观为指导，比如“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等。研究对象在范围上相对宽泛，可以是自然生态系统话语，也可以是社会生态系统话语；可以是语言符号，也可以是其他模态。总体上讲，作为生态语言学学科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发展自“韩礼德模式”的生态话语分析是在生态哲学观指导下，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兼或功能取向的语言学理论，对话语的生态性（即有益性、破坏性、模糊性/中性）进行分析的一种模式。其目的是通过揭示语言对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改善人们的生态行为，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

　　为什么开展生态话语分析？一般来讲，大多数语篇并非纯粹客观地给读者提供相关知识信息，而是不同程度地蕴含了语篇作者及语篇选用者所主张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系统，在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具有关键作用。反过来，这种识解方式又制约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态行为。目前，学界在教材、读物、新闻报道、企业话语、广告话语、应急语言、景观语言、网络语言等各种类型话语的研究中，对语言所蕴含的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生态价值观等问题关注还不够充分。这样既不利于学校的生态德育教育，也不利于社会生态文化氛围的营造。而生态话语分析的开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人类生活与非人类世界，以及与人类社会内部个体、群体、组织、机构、区域、国家等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此提高人们的生态素养，发展人们的生态自我，助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及汉外对比研究”（19ZDA3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