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约7万号古代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此后不久，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诞生了。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学者，为这门学问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要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郝春文等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就是展示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一部精品力作。

　　高屋建瓴 视野宏阔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文献珍本，当时在京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得以参观、抄录、拍照，进而影印、介绍、研究，从此正式揭开了敦煌学研究的序幕。100多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关的论著成千上万，多姿多彩。但要在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中把这些成果加以定位，并给予准确点评，却非易事。《研究》一书的作者没有简单罗列论著的名称，而是高屋建瓴，把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样的划分，契合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纲举目张，相关论著得以自动归位，其高低得失也就容易作出评判了。

　　同时，由于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研究》介绍的虽是“中国敦煌学研究”，但作者还会把同一时期国外敦煌学研究情况作一鸟瞰式的介绍，以便给国内敦煌学研究状况做参考。如第五章在谈到新时期的社邑研究时，作者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敦煌社邑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是这项课题的开拓者，法国学者谢和耐对社邑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比那波利贞有所推进，竺沙雅章也发表过有关社邑研究的重要论文。”中国学者的研究就是在日本、法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所以作者认为唐耕耦等编撰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是当时“国内外对社邑文书的一次最大规模、最细致的整理工作，其释文比那波利贞、竺沙雅章等的释文更接近文书原貌”；提出郭锋的《敦煌的“社”及其活动》“是我国学者专门研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第一篇文章，首次向我国学界介绍了敦煌民间结社的情况，其中关于敦煌社邑渊源和唐五代社邑特征的论述比外国学者有所前进”。正是由于作者具有世界性眼光，掌握的国内外研究动态都比较全面，因而所作的评论就更为准确、全面。

　　评骘论定 实事求是

　　论著点评是学术史著作的重要板块，但由于关涉学术评价，也是最艰难的部分。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流水账式的内容介绍，评功摆好，被评者皆大欢喜，阅读者索然无味。这样的点评，不能给被评论著正确的评价，自然也无法给读者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

　　作者不满足于“简单的论著名称的堆积”，而是强调要“展示敦煌学各个方面的发展脉络”，对涉及的论著，既肯定其具体贡献，也不回避其局限和问题，而且特别注意其在整个敦煌学发展史上的定位。如第六章在谈到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时说，该书“堪称敦煌歌辞的最丰富结集，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由于作者主要依据早年制作的缩微胶卷和文书的黑白图版释录文字，未能查阅原卷，往往将原卷并不存在、自己主观的猜想强加给原文……所以其释文错误较多”。又如第二章介绍我国第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时说：“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歌在这一阶段也得到学界的关注。《敦煌掇琐》首次收录王梵志诗三种。胡适《白话诗人王梵志》，最早讨论了王梵志诗及王梵志的出身及时代。”第六章在谈到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时说：尽管学术界对若干诗的作者归属和校释问题提出了一些质疑，“但该书毕竟是国内外对王梵志诗第一次全面的整理辑校，首创之功仍不可没”。又说：“新时期最重要成果当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释文准确，解决了很多以往误读误释的文字，获得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但提出该书的文字校释也存在疏失，后来“陆续出现了多篇题为读后、匡补、商榷的文章”。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正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应该坚守的风骨，也是一部学术史著作必须秉持的准则。诸如此类，读《研究》一书，我们既可看到许多正面的评价，也可以看到大量中肯的批评。

　　学理分析 引领方向

　　一部学术史著作，除了对具体的论著进行客观点评以外，还要善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从总体性、全局性的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指出不足，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要进行“学理分析”，“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

　　《研究》在这方面的确也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如第五章在总结新时期社邑研究的成绩时，作者肯定“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术界在对敦煌社邑文书和中古社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将敦煌社邑文书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融会贯通，撰写出贯穿古今的中国古代社邑发展史，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来对这批文书进行深层次解读”。在谈到这一时期书仪研究的成绩时说：“新时期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所做的工作基本属于文献学范畴。”在第九章谈到转型期的书仪研究时则说：“21世纪的书仪整理和研究完全实现了转型，将书仪放到魏晋南北朝唐五代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已经成为主流……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敦煌书仪已经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从文献学的整理到历史学的研究之转变，敦煌书仪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可供其他领域借鉴。”

　　在结语部分，作者更是提出了“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的期许。诸如此类的点评，授人以渔，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引领着敦煌学研究新的努力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