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文化丰厚，内涵博大，是中华文化多样性与整体性的重要代表。中国史诗外译是史诗文化跻身国际史诗话语体系的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障国家文化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史诗外译人才

　　首先，译者是史诗外译活动的重要主体，也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史诗是否“传”得远，能否“播”入受众的内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能力。史诗外译的特殊性要求史诗外译者拥有比普通文学翻译更高的能力素养。其次，史诗外译一般会涉及收集、整理和翻译等复杂环节，译者很可能也是史诗资料的收集整理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译者身份会影响史诗资料提供者的身份认同，以及史料提供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缺少民族文化积淀和民族语言能力，还可能造成对史诗的曲解，进而影响史诗外译和传播的质量。再次，译者既要考虑史诗价值，也要把握时代潮流；既要充当译文“忠实对等”的监控者，又要扮演信息传播的“守门员”，在文化语篇创建与外译传播的过程中起到“过滤”和“筛选”的作用。

　　当前，中国史诗外译的数量严重滞后于中国史诗的体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史诗外译人才的不足。为此，相关机构要宏观规划、整合现有翻译研究团队，将史诗外译人才，尤其是精通原语言、目标语言以及中介语言的本土化翻译人才纳入国家人才需求培养计划，搭建良好的政策平台，联合海外汉学家共同培养，开展中外合作的史诗外译模式。

　　正确认识翻译机制

　　首先，从翻译转换机制来讲，中国史诗外译包含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大类。直接翻译通常为民族志翻译的方式，如将口传史诗直接翻译为外语；间接翻译就是借助中介语（通常为汉语）外译为其他语言。英国著名翻译家戴乃迭的英译本《阿诗玛》、美国本德尔的全译本《密洛陀》以及以降边嘉措汉语创译本《格萨尔王传》为源本的英译本，均属间接翻译。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间接翻译对口传史诗也极为重要，因为这类史诗大多没有明确的作者，也存在缺少统一原创文本的事实。那种强调“原文至上”的传统翻译理念已不能满足口传史诗的翻译。

　　其次，重新理解“忠实对等”的外译原则。第一，不过分强调“忠实对等”。根据翻译使用目的，史诗外译作品可分为舞台再现型、学术研究型以及大众普及型。舞台再现型翻译要求重点关注口传文学的艺术性，注重译介口传文学表演的情景语境以及说唱艺人（或表演者）所呈现的言语和非言语内容；学术研究型翻译重点关注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多以注释对比诠释的形式呈现；大众普及型翻译主要关注受众认知能力和可接受度的问题，宜以归化翻译为主。对于非学术型的史诗外译，非严格意义上的“忠实对等”，甚至“灵感型翻译”也应当予以包容或理解，这也是当前中国史诗文化保护、传承、外译与传播的权宜之计。第二，允许节译、创译以及复译等翻译方式多元存在。史诗外译也是一种契约行为，进入销售市场的史诗作品具备商品属性，关注焦点会由“忠实对等”的学术问题转为“客户需求”的市场问题。因此，节译、创译以及复译等翻译方式既是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张扬，也是改变中国史诗外译传播被动局面的重要“策略”。对部分史诗的外译而言，不但有“填补空白”的历史性功能，甚至还有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最明显的就是能够让域外读者更早地了解中国史诗，《布洛陀史诗》（壮汉英三语对照）就是“填补空白”的有力佐证。

　　鼓励多元化传播

　　史诗外译传播效果最大化，就是让传播者和接受者彼此“认同”而形成“一致性”，或称“共识”。这种“共识”又取决于“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传播什么”主要由上文提及的译者（包含译者能力、译者身份、译者行为）和翻译目的来决定；“怎样传播”除了取决于翻译机制，还由目标受众和传播创意决定。说到底，史诗外译传播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多层次性，鼓励译本的多元性。

　　从空间横向来看，同一时代有不同的受众，如研究者、普通读者和其他特殊群体，他们往往具有不同认知能力和阅读习惯。为了最大化地减轻受众的阅读负荷，史诗外译文本需要关注目的语受众的接受度，采取必要翻译手段（甚至包括选用不同的语体或文体）来避免误解与冲突，比如法国人亚历山大·大卫-妮尔用小说体来改译史诗《格萨尔》。这种改译既是考虑目标受众的表现，也是传播创意的一种形式。其他类似的还包含以注释的方式比较诠释史诗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其目的旨在帮助目标受众“对等”地理解与欣赏不同的民族文化。

　　从时间纵向来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受众，同一译本不能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读者需求，这与外国作品出现多个中文译本同理。作为史诗外译的译者，总会权衡社会历史语境、时代主体、诗学规范、翻译目的、赞助人以及传播效果等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利弊，并在博弈中出现对史诗的多元阐释。译者，本身也是读者，其多元阐释既是史诗经典性的本质反映，也是传播创意的表现。如美国道格拉斯·潘尼克的《格萨尔》，其“散韵结合”的缩译方式就是一种传播创意，方便没有藏学和蒙古学文化背景的受众阅读。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形式、不同译者或读者的多重解读成就了史诗的经典。经典文章需要经典译文，史诗外译传播是一个由边缘渐进中心的漫长过程，应当允许并鼓励存在持续的、多元的翻译解读。《玛纳斯》《阿诗玛》《布洛陀史诗》和《格萨尔》都有多个译本，从多元解读与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角度讲，它们都是中国史诗外译的典范。

　　开展可持续研究

　　中国史诗外译传播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征，相关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还存在滞后性。为此，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尽快吸收和借鉴国外史诗翻译和研究成果，提高史诗外译质量和研究力度，加强中国史诗研究的国际合作——既要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背景，又要结合史诗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三大传统，努力为世界史诗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范例。

　　其次，积极开展史诗外译传播可持续研究，以史诗学、人类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和译介学等跨学科方式，研究史诗外译传播轨迹、传播手段、传播效果以及外译机制与外译策略等，洞察史诗外译传播的变异现象，以及不同译本与特定时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再次，统筹撰写中国史诗翻译史、中国史诗外译史、中国史诗传播史、中国史诗说唱艺人史等。同时，在史料文献选取标准方面，要充分考虑译作评论、社会影响和民族志注释等副文本信息，并将史诗翻译教学、译员培训、说唱艺人培养以及相关翻译研讨纳入史诗翻译教学史。

　　最后，持续开展民族志研究型翻译，倡导在外译本中增加诸如演唱资料、演唱仪式和记音方案等衍生文本信息，在彰显学术研究著作规范结构与格式的过程中保持史诗外译传播与研究的可持续性。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