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来形容全党、全国人民八年来持续艰苦奋斗所写下的光辉篇章。为时代命题所激励，文艺领域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变化，特别是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系列创作，如中国作协主持发布“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大型丛书、作家出版社出版“决战脱贫攻坚系列丛书”、中国作协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决胜2020”征文、以“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为主题的博鳌论坛、“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系列会议等，立意高、气象新，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融入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无论是理论话语还是文学创作，都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地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就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只有把握新的世情、国情，才能迎接新文艺生态所带来的挑战，才能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到实处，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事业中来。

　　《讲话》中提出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命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也引发了美学、文艺创作领域的持续论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论争的焦点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90年代之后焦点则转向市场、消费主义、资本逻辑对文学审美、作家操守、出版发行机制的影响等问题。上述问题需要实事求是、辩证对待。一方面，市场化的运行规律和激励机制推动了文艺体制的改革，催生出多种民间文艺团体；另一方面，文艺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不能放任市场逻辑的支配。因此，《讲话》提出了新的标准：好的作品既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

　　《讲话》抓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中最突出的问题——浮躁。浮躁看似是作家心态，是个人选择，但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层面。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如“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等对精神生活的伤害尤为显著。因而，《讲话》将“人民”定位在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的位置，这不仅是针对作家的具体创作而言，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考量。在这个语境中，“人民”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市场中的读者群体，也是社会效益意义上的“民心”。对于作家而言，只有走到人民当中去，才能摆脱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的制约，找到真正的读者，打开认识时代生活的渠道，解决创作中受束缚、资源枯竭、为市场需求所支配的重复生产状态。为人民而创作，成为作家处理与时代关系时一个重要准绳。在这个问题上，《讲话》没有作抽象说教，而是从作家创作的甘苦入手，分享交流作家心中深藏的求真、求精的心气，寓批评于扶持和激励之中。尤其是《讲话》还大量引述古今中外名家的创作历程，使文艺工作者置身于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中，获得强大的精神感召和思想支撑。

　　《讲话》启示我们，对文艺问题的考察，要从现实诉求出发，根据社会现实的需求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的分析，不能只是从观念到观念，而要从时代发展的宏观条件来把握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并不是外在的要求，或道德意义上的拔高，而是将人民作为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力量之源，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视为一个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无愧于时代？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文艺工作者才能正确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文学艺术才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的认同。

　　返本开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批作家奔赴全国重点扶贫地区，深入生活，实地采访，甚至直接在当地挂职，参与扶贫工作，迅速地融入到时代的重大课题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坚持以时代发展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怀，它和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集中推出的“脱贫攻坚”系列作品，其中大多采用报告文学这一体裁，这不仅是纪实传统的回归，更是“调查研究之风”的具体实践。

　　纪实类文学创作不仅避免了碎片化写作，更与当下流行的重“写真”而少谈写作者伦理等观点不同。这类报告文学写作的出发点可以说是“立场”。这个立场不是抽象的立场，而是要融入其中，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上的热爱。它的内涵远非单纯的赞颂或者批判所能涵盖，这是从最高的意义上考验作家的真诚和境界。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在新时代只有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群众路线”被称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党建中的宝贵经验。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一经验被贯彻到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延安文艺自此繁盛。

　　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从延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文学血脉不绝如缕，越来越多地被忆及。今天人民之于文学的关系讨论在作品的创生、作家的成长、批评标准的衡定等方面作出了更切合文学内在规律的表述。《讲话》“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表述，本身就在实践它所要传递的理念，呈现出既具思想性又有感召力的风格。这是我们党历经磨难、历史积淀的经验与智慧。

　　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他1982年赴正定工作前夕，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送行时对自己所说的话，“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举一个作家的例子来勉励即将工作的青年领导干部，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似出乎意料，然而当我们了解党员作家的传统，这样的赠言不仅在情理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下更加意味深长。它启发我们跳出功利主义式的路径来理解文艺的功能，更好体会《讲话》对文艺的定位：“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

　　《讲话》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了时代新命题，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政策的指导作用，适时根据新形势调整文化政策，以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开创人民文艺的先声，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阐明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其中的精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我们党的文化政策并不仅仅是对策和方案，本身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的实践品格期待着更多、更深的理论阐发。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之际，回顾党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与方针政策，使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我们在文化转型时期的自主应对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