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学科发展成熟并开始转型时，往往也是开始梳理其学术史的时候。1998年，敦煌学家郝春文先生曾应约在《历史研究》上刊发过一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对敦煌学的历史及发展方向做了清晰而准确的勾勒。20多年后，郝春文先生又与宋雪春、武绍卫两位弟子共同推出了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对前文的丰富和升级，其精神一脉相承。

　　这部著作甫一出版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受到高度评价。其特点，一是新，反映了敦煌学最新的成就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二是全，无论是敦煌文书与文物的收藏和刊布情况，还是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进展，都有全面系统的总结。可以说，今后我们在讲授敦煌学课程时，除了常用的荣新江先生的《敦煌学十八讲》之外，又多出了一部内容与时俱进的必备参考书。在此，不拟铺陈这部著作的具体贡献，仅从该书所反映的郝春文先生的为学与为师之道略作申论，聊作读后之感。

　　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史的梳理是一种权力，因为进入学术史叙述脉络之中的论著，其流传与发生影响的可能性会更大。正因如此，只有当这种权力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权威相结合，才可能总体把握一个学科的发展脉动，并对大量的研究成果作出学术史意义的判断，如对重要论著的学术价值的定位及其局限与不足的理性评议。从这个角度来说，由郝春文先生来领衔这样一部著作，可谓一时之选。

　　郝春文先生对书写学术史的方法有清醒的认识，在该书“后记”中，他将学术史的写作分为四重境界：一是目录式，尽量将所有成果都列上，并有简单评介。二是介绍式，用简要语言说明涉及的论著有哪些具体贡献。三是学术史式，分析所涉及论著的成就、特点与不足，力图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四是学理分析式，在具体分析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著作的原因和路径。虽然学界中人大都写过综述，但将其上升到理论分析的层面，郝春文先生可能属于最早的学者之一。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郝春文先生将该书列入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但有的部分也曾试图接近第四重境界”。应该说，这是一个虽不无谦逊但总体颇为准确的自我评价。

　　学术史的梳理有各种不同的范围和形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与日本的《史学杂志》，每年的固定栏目就是上一年各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年度综述，这无疑是学界了解某个具体学科在过去一年最新进展的便捷窗口。当然，更多的是对一些具体领域或特定问题的综述，大者如对均田制、府兵制之类重要制度史研究的综述，或对一段时间内石刻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总结，小者如对某一位历史人物或唐代“告身”“王言之制”之类更为具体的对象的综述。范围与对象不同，写法可能也会有不同，但大抵不出郝春文先生总结的四重境界。对于读者来说，这四种不同的学术史写法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候甚至构成相互衔接与互补的关系。但是对于作者而言，这四种写法的境界则是递进式的。取法其上，或者仅得其中，还是尽量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在广泛掌握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写出具有思辨性、批判性乃至理论性的学术史。

　　可以说，郝春文先生关于学术史四重境界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年轻学子而言，在博士论文导言中进行学术史梳理时，都应将郝春文先生的说法念兹在兹，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前人的贡献与不足之处，从中找到自己论文的立足点与生发点。事实上，不仅是在读博士生，对于我们这些后辈学者来说，郝春文先生的说法同样有指导意义，今后在撰写新著时同样需要以郝春文先生对于学术史的高标准来撰写“导言”。

　　郝春文先生的为师之道也通过该书得以彰显。在“后记”中，郝春文先生不仅对他与两位弟子的分工和完成情况作了说明，而且由此出发，着意谈到了培养、教育学生的诸多问题，让人印象深刻，深受启发。郝春文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关键词或许可归纳为“具体”与“实践”：指导要具体，要求要具体，训练要在实践中进行。郝春文先生有所谓“郝门门规”，如文章定稿之后必须再次核对引文，在拿到校样之后，引用文书必须对照图版再核一遍等，这都是他对学生在论文写作具体技术层面的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郝春文先生强调的是在学术实践中成长，即让学生们参加自己主持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研究课题，通过文字释读、前人成果的收集与辨析、写卷的缀合等具体的学术实践，获得真正意义的学术训练，而不仅仅是学术方法论的纸上谈兵。

　　学术研究薪火相传。《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的出版，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敦煌学面临转型之际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郝春文先生立言、立教的重要载体，相信其必将成为所有敦煌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作。而该书所反映的郝春文先生的为学与为师之道，更为后辈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