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抗日救亡话题，依靠舆论宣传力量，“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掀起全民族抗战热潮，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取得了以弱胜强的伟大胜利。抗战时期的舆论宣传体制机制建设和成功实践，至今依然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全民抗战的政治立场为舆论宣传工作指明方向。七七事变后，日本妄图吞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最关注的话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主张，放弃历史恩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同时，号召全党“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引导各界民众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矛盾愈发尖锐之际，共产党通过舆论宣传争取国民党抗日的同时，也不放松通过政治斗争逼迫其回到抗日道路上来，在军事上先后三次成功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使国民党的主要力量留在抗日阵线内。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针对被分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日伪占领区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因人因地因时开展不同的宣传引导，以各种形式动员民众投身和支援抗日战争。在党的舆论宣传推动下，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使日本侵略者在人民战争面前最终败亡。

　　科学的思想理论为舆论宣传工作注入灵魂。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注重加强前瞻性分析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中国抗战和革命发展趋势。他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从思想路线和战略战术上为宣传引导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科学理论不仅为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技术方法指导，还为宣传路径和方式方法开辟了创新空间，尤其是在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宣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系列论著还科学回答了中国抗战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政治上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政治领袖，为抗战胜利后的舆论争锋和在政治上战胜国民党打下了良好根基。

　　多路径、多种方式方法巧妙配合，使党的宣传引导更加灵活高效。为了实现全民抗战、抗战必胜的宣传目标，我们党特别注重宣传路径的拓展和方式方法创新，广播电台、电影等也陆续应用到宣传工作中来。在宣传路径上，巧妙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宣传渠道；在方式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调动群众智慧改进和丰富宣传方法。比如，开展大生产竞赛和生产互助运动、借外国人“眼睛”和“嘴巴”宣传解放区及创作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等。同时，强化行动实践与理论宣传相配合，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组合式系统宣传。例如，配合理论宣传进行了“百团大战”，针对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打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宣传组合拳，超常发挥了凝神聚力、提振信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强健的机构队伍为实现宣传引导目标提供实力支撑。借助党的政治地位合法化以及宣传全面全民族抗日的契机，共产党迅速恢复和加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被破坏的各级宣传机构和队伍。在国统区设立了承担一定宣传职能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筹建了交际处，在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了国际宣传组等，完善了党的对外宣传职能机构。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直接提升了党的宣传的影响力。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抗大、鲁艺、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各类学校、研究机构、文艺社团等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党的宣传工作开展提供了资源保障。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创作出《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宣传文化队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宣传工作规范化为党的政策贯彻落实提供制度保障。为了加强和规范党的宣传工作，1939年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各级党组织宣传机构建设、人员和资源配置、宣传工作开展等提出明确要求；1940年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宣传工作范围及各级宣传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1941年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了宣传鼓动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目标任务等；1943年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这一系列制度性文件的出台和机构的设立，多次重申了请示、报告及内容审查等党的宣传纪律和制度，明确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制度遵循，推动了党的宣传引导工作向着规范化、精准化发展，加强了党的宣传工作领导体制，为开展系统化、规模化宣传提供了纪律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舆论宣传政治立场明确、政策策略得当、方式方法灵活，依靠强健的机构队伍和规范的制度保障，发挥了十分强大的行动力和战斗力。研究传承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宣传引导经验，对“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做好新时代舆论宣传引导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