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世界以地域为单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单位，各区域的国家在各个文明单位内进行文化交流。在近代世界系统开始运转前，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小世界，东亚汉字文化圈与欧洲拉丁文化圈就列属于此。由此来看，近代以前世界各区域建立文明圈（文化圈）是世界史中的普遍现象。近代以前，东亚长期以汉字文化为基础，建立起了统一的秩序与文化。在汉字文化圈中，以中华为中心、以儒教为共同理念，以汉字作为通用文字。中华的概念与汉字、儒家文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汉字文化和儒家文化处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位置。

　　汉字文化与同文世界

　　近代以前，东亚通用的汉字与汉字文化具有普遍性。东亚各国积极吸收汉字与汉字文化，将其作为弘扬本国文化的养分。《中庸》中提到的“车同轨，书同文”也适用于这一场景。这意味着在汉字文化圈中使用了通用标记和制度。在东亚，象征着制度的“车同轨”通常被划归为“礼”，作为区分文明的标准；而作为标记手段的汉字则打下汉字文化形成的基础。特别是“书同文”在东亚各国构筑了同文世界，成为汉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对古典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重要的是，以汉字作为标记手段的汉文学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历史性地形成，并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形式。此外，在古代东亚，不仅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形成了汉文学，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在东亚同文世界中吸收了汉字文化，使本国的古典文化得以随之共同发展。

　　文字是基本的工具，工具必要时可以进行拆借。欧美各国在语言上不尽相同，却均以罗马字母或西里尔字母组成通用文字。与之类似，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使用汉字进行标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借用标记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角度看，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各国在近代以前接受了以中华为中心的同文世界的古典文化的普遍性，形成了各国的汉文学，同时也在这一文明单位中弘扬了各国的历史特殊性。

　　通常，汉字文化圈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与儒教如同硬币的两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教在东亚作为一种“博大的价值观和规范”进行运作。当然，这一“博大的价值观和规范”不仅规定了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规定了接受这一原则的国家的主体思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在近代以前东亚区域在相互交流中也会有战争和武力对抗，但不可否认，这其中亦有着促进文化进步和相互沟通的纯机能作用。

　　汉字文化圈内中华文化的普遍性

　　东亚，对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设定标准是以中国和中华文化为中心的，特别是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通过册封和朝贡的外交关系构筑起了国际秩序。这种朝贡外交意味着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通过朝贡体系向外传播中华先进文化，同时具有经济意义。实际上朝贡和册封也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与周边设置界限的外交行为。这其中也包含了政治含义。中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界限主要以“礼”和“文”作为划分基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构建和东亚各国参与其中的行为表明，东亚各国相互承认这种政治行为，也不拒绝接受中华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在古代东亚已经具备了“普遍性”。东亚各国通过接受中华普遍性文化，可以共享到先进的理念和知识，并在共享的时间里灵活利用其中特定的思想或制度。部分东亚国家还以中华文化的框架为基础，吸收、接纳中华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文化交流。

　　此外，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出现的国家（有的后来消失），有时会针对中华文化的普遍性，选择与其他国家对立或合作，以调整彼此的距离。在此过程中，有的民族采取了接受中华文化并开启了将其本土化的进程，一些民族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

　　近代以前东亚这一地理空间里的一切并非一成不变。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各民族的迁徙和大小国家（政权）的兴亡。各个周边国家在追求中华文化普遍性的同时，也坚持自身文化固有性、兼顾文化特殊性。中华文化也与多个周边国家的文化共存共生，使得其自身的文化普遍性更深、外延更广。由此来看，近代以前东亚区域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多文化流动，生机勃勃。以朝鲜半岛为例，在各个时期存在的政权基本上都接受了“礼”和“同文”等中国古典文化，但有时也因本国的特殊性与其发生文化冲突，经历了文化共存等错综复杂的过程，形成了本国文化的特殊性。近代以前的朝鲜半岛国家大多倾向于接受中华文化。这些国家大体上积极吸收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先进文化，接受东亚通用的普遍性，以此开创本国文化。同时，朝鲜半岛国家也没有因博大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性而放弃本国文化。朝鲜半岛国家以普遍的、博大的中华文化为基础，在追求本国文化均质化的同时，不断努力追求与中华文化的差异。朝鲜半岛国家在接受中华文化普遍性、弘扬自身文化特殊性的过程中，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以朝鲜半岛形成的汉文学为例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汉文学发源于中国，同文意识下开展的文学引进的产物就是汉文学。汉字的接受和同文意识的表达在汉字文化圈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行为。虽然朝鲜半岛也存在本国固有的文学形式，但更倾向于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汉文学表达文化情感。汉文学的创作主体将承载自己思维和情感的形式视为汉文学，试图以此接近汉字文化圈的普遍性。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只关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片面接受，而是有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相互平衡，使中国传来的汉学模式向着具有本国个性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这是历史的特殊性，也是朝鲜半岛汉文学的特殊性。日本和越南的汉文学也与之类似。各国都追求在普遍的汉文学样式上张扬本国情感和个性。但更多情况下，东亚各国更重视中国文学的普遍形式，并没有单纯强调本国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中国古典文化的普遍性在古代东亚是持久而影响深远的。

　　（作者系韩国成均馆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大东文化教育院院长、汉文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