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古代东亚，中国古典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与充足的养分，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并促成东亚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的构建和发展。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内核。周边国家在引进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时，既能够大部分地将其受容，又可以结合自身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本土化。由此东亚文化得以兼容并蓄和稳定发展，在21世纪，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基石的东亚文明将迎来繁荣的新曙光。

　　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明走向未来的基石

　　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各国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形成了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内核辐射其他东亚各地的“东亚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亦称“儒家文化圈”。中国古典文化以汉字为语言工具、以汉文学为主要感性形式、以儒学为主要价值内核传入古代东亚，在东亚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逐渐积淀为古代东亚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进而促成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时至今日，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依旧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领域有着可观的影响力。

　　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世界以地域为单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单位，各区域的国家在各个文明单位内进行文化交流。在近代世界系统开始运转前，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小世界，东亚汉字文化圈与欧洲拉丁文化圈就列属于此。由此来看，近代以前世界各区域建立文明圈（文化圈）是世界史中的普遍现象。近代以前，东亚长期以汉字文化为基础，建立起了统一的秩序与文化。在汉字文化圈中，以中华为中心、以儒教为共同理念，以汉字作为通用文字。中华的概念与汉字、儒家文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汉字文化和儒家文化处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位置。

　　玄奘《大唐西域记》在日本的传播

　　玄奘大师从西域跋涉赴印度求法之旅及其翻译经书的伟业，不仅在中国，纵使在日本也妇孺皆知，且作为丝绸之路辉煌成果的象征和热点话题被反复传颂。作为世界重要旅行记的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内容，在日本早已被编成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朝鲜登科试文与中国古典文化

　　维持了900余年的朝鲜科举制度不仅与王权的巩固及治国理念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官员的选拔标准、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乡校的教育体制、朝鲜半岛思想文化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在朝鲜朝500年间独尊儒学正统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考察朝鲜登科试文，可在“万邦来朝”所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这一历史语境下，拓宽东亚文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朝鲜半岛古典文学及跨文化研究，尤其可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研究提供重要的第一手史料，生动呈现古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真相。还可在当下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传播浪潮的背景下，从思想文化层面揭示东亚文化圈内各要素相互渗透与环流的特殊现象。

　　琉球王国对古代中国古典文化的受容

　　自中国明朝恢复“册封体制”后，大规模文化交流在周边积极展开，琉球亦开始纳入其中。史书记载琉球三山时代（14—15世纪）的中山察度王即已向化中国，积极朝贡并请求册封。王国进入17世纪以后，列岛内部应激生变、出现史称“中国化”文化受容过程，从生活文化到意识形态，上至佛教、儒教，下至筷子、品茶和建筑，均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过程。

　　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文学体验与建构

　　“江南”是我国历史上不断衍化而形成的特定的人文地理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江南”是狭义的江南，是与“大江南”或“泛江南”相对应的“小江南”。它特指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即指以吴越文化和金陵文化为核心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等“八府”。

　　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的共同情怀

　　诗话源远流长，产生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由于首创之功，开论诗“方便法门”（郭绍虞），影响之大，被认为是诗话的正宗。诗话绵延千余年，并且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得到接受和传播，泱泱洪流，构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独特的东方批评样式，体现了东亚文人区别于西方的共同情怀。

　　古代东亚文人对明代诗学的批评

　　明诗学对明文学及东亚诗学有深刻影响，引起了当时东亚文人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明诗“唐宋之争”“诗必盛唐”的复古观、“诗以正脉为宗”“拟议以成其变”的复古取向、明诗复古的价值，进行了批评。对明诗“气”“清”“自然”等风格展开了批评。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学的批评中，确立了明诗在东亚诗学中的典范性，促进了东亚诗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