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学对明文学及东亚诗学有深刻影响，引起了当时东亚文人的普遍关注。他们对明诗“唐宋之争”“诗必盛唐”的复古观、“诗以正脉为宗”“拟议以成其变”的复古取向、明诗复古的价值，进行了批评。对明诗“气”“清”“自然”等风格展开了批评。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学的批评中，确立了明诗在东亚诗学中的典范性，促进了东亚诗学的发展。
关于唐宋诗优劣高下的讨论，在中国，自宋初就已有了端倪。至明初，力主宗唐诗成为一时风气。由李梦阳首倡、以前后七子为中坚力量的明诗复古运动，不仅对明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其复古派的诗学理论对东亚诗学及汉诗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故此，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的复古批评尤多。朝鲜诗家着眼于诗歌发展，从诗道、兴寄、诗歌创作等角度，评论了明人对唐、宋诗的态度：“唐以去古最近……于是李、何诸子起而力振之。”“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此其可法也。”“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肯定王世贞评黄庭坚改李白诗歌“‘真点金作铁手也’斯言非过矣”。这些评论彰显了朝鲜诗家同明人有共宗唐的诗学倾向。
朝鲜诗家总体上学明宗唐，而日本或宗明学唐或学宋纠明，分化比较明显。“宗李于鳞、王世贞”“盛唐则李杜二家”的蘐园学派、古义学派等，鼓吹宗明学唐，高度称扬“明兴，模拟唐人，始履其正步”，赞同王世贞所言“舍唐趋宋”就是“变雅就俗”的观点，认为“公安派、竟陵派诗人学宋诗，致诗道衰落”。此思想盛行时，日本文坛甚至出现了“元享以来，明诗盛行，宋诗则弃如粪土耳”的极端现象。而学宋一派推崇宋诗，以匡明七子肤浅之病。他们对“李献吉厌宋元之习气”，但其诗“佶屈聱牙”予以批判，将徂徕等宗明学唐看成是“堕于邪径”的行为，文坛一度又出现“近日专主张宋诗……几令明人无处生活”的尴尬局面。
虽然，朝、日文人对明诗“唐宋之争”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在批评中，确立了同样的价值取向，即“唐宋兼宗”。诚如朝鲜朴贞蕤云：“兼学唐宋元明者，诗之上品。”日本学者也言，“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善学者应“唐宋皆吾师”。
在以唐为法的范围中，明诗选择了“诗必盛唐”。朝鲜李睟光认为王世贞等人因盛唐诗气完、声铿、色丽、意融，优于元和、长庆之诗，故而将盛唐诗作为最佳的学习对象是明智的选择。明诗家在“诗必盛唐”复古观的指导下，以正脉之诗为诗学榜样，以使诗歌回归正始之途，是明复古者的集体诉求。而这一“正脉”即盛唐诗，向上寻其源为汉魏古诗、《诗三百》，朝鲜李植言在看到明胡应麟此论后才幡然领悟学诗真谛。
明人虽主张诗必盛唐，但其真正的目的是在拟古中求变、求创新。因此，“拟议以成其变”成为明诗复古的终极目标。由李东阳启迪，李梦阳、王世贞等力倡的“七子齐响，一振萎靡，专务激仰”的文学复古运动，通过“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等复古路径冲决平庸，对古代东亚文坛都有极大影响。对此，朝鲜许筠言：“古乐府……于鳞独肖之，即其所言‘拟议以成变化者’，为非诬矣。”日本芥川丹江夸赞：“于鳞、元美最长善学，变化入神。”朝鲜诗家赞誉明诗复古取得了“鸣我明之盛”“足以耀后来而轶前人”的傲人功绩，日本诗家也夸赞“明李献吉、何仲默、李于鳞、王元美数公手自兴复千古盛运，洗涤后世陋态”。
明诗复古有“大振于千古，可谓盛矣”之绩。明诗复古思想传到朝、日后，使朝鲜诗学方向更加明确，朝鲜诗家言：“及至穆陵之世，文苑诸公，拟议修辞，学嘉隆诸子，一返正始。”明诗复古为日本诗坛吹入了新鲜空气，“近物子首唱明诗”“以复古创立门户……我邦艺文为之一新……海内由是宗嘉靖七子”，出现了“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州之书”的景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朝、日诗家对明诗复古剽窃抄袭之弊及给本国文坛带来的不良影响予以严厉指责。朝鲜诗家言明诗“徒以言语模拟”“一务生割”，对朝鲜“近代文弊，皆生于明诸家”表示不满。日本文人也批评道：“李献吉，何仲默……以剽窃为工……迄于于鳞、元美者出……句句雷同，篇篇一律，无足视者，明诗之弊，于是乎极矣。”“今本邦之诗人，受于鳞、南郭之毒，不含一日，故开口便不堪陈烂腐臭。”
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复古的肯定或否定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从中学习、反思，结合本国诗坛实际，提出革新主张，以期扫除诗坛之弊。在通过接受与批评“他者”来完善“自我”中，彰显出他们论明诗复古的价值取向。
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气”“清”“自然”等风格进行了批评。“气”是东亚古典诗学批评体系中一个基干范畴，古代东亚文人不但将“气”看成风格的内驱力，还将“气”作为评论诗歌的一个主要标准。从对明诗“气”的批评看，他们认为“拘于气”是明诗与宋诗在风格上的主要区别，朝鲜任璟言：“宋人滞于理，明人拘于气。”日本津阪东阳论：“宋诗专于风趣，明诗主于气格。”他们赞誉“有气力”的明诗，朝鲜李睟光言：“明人兰廷瑞《冬夜》诗……虽非唐调，亦有气力。”即与唐诗相比，明诗的格调不如唐，但是文章的态势与张力却尽显气力。东亚文人在论“气力”时，常与“厚”并论，强调诗歌的气力须是浑厚的、雄厚的，才能彰显诗歌气势。朝鲜正祖李祘夸赞李梦阳诗歌“莽苍劲浑”，劝朝鲜学子应以“梦阳之雄厚为宗匠”。许筠以“明人绩学攻苦……故诗文浑厚有气力”为榜样，激励朝鲜诗人创作气力浑厚之诗。日本文人评明诗“别有一种雄豪之气，自不与小家面目同……是在其诗文之气力”。主张学明人作“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概”之诗。此外，东亚文人对明诗过度使气、气短等问题也予以了批判。朝鲜李宜显评何景明诗“气短神弱，无耸健之格”、李攀龙诗“有使气之累”。日本皆川淇园言：“明人，竟巧于饰辞……意短气佻。”
“诗为清物”。朝鲜诗家认为山林诗派与竟陵派“清远”特点明显，“清雅”与“清壮”为七子派的主要审美风格，是七子派对“清”的选择的两种表现风格，只是“清雅”偏于吸收王维之古雅，“清壮”则偏于吸收李杜之雄浑。“清雅”主要言何景明诗风，正祖李祘评何诗“清藻秀润，丰容雅泽，不作怒张之态”。李德懋评何诗：“五律全法右丞，清和雅正。”“清壮”主要言李攀龙诗风，许筠言：“于鳞峭拔清壮，论者以岷、峨积雪方之，殆足当矣。……五言破的，真沈、宋之清劲者也。”徐宗泰用“恍看春雪照峨眉”夸赞李诗清刚劲拔、雄浑峻洁。日本文人谈李诗风格时或认为其与“清”完全不相干，山田正珍言，“诗之所以为诗者，特在乎清新耳……明李于鳞不知诗所以为诗者”。也有对此诗风肯定与学习者，朝鲜李德懋记载，其曾在平壤见到日本人写的《兰亭集》“其命词奇健，骎骎于雪楼之余响”。
古代东亚文人对明诗自然的批评主要针对复古派“动涉模拟”而“无复天真”的作诗之弊而论。日本文人认为复古派因强作、用事等使诗不自然。太宰春台比较唐、明诗后，得出“凡唐诗，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诗则不然，强作也”的结论，继而分析王世贞《哭李于鳞一百二十韵》因无思强作而不自然而“冗长可厌”指责“于鳞之用事乃套语”致诗歌不自然流动，“殆乎臭腐”，发出“李攀龙为后七子代表人物，其诗风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诸子之诗”的感慨。因此，他们赞同公安派“出自灵窍”“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创作主张。朝鲜任埅在读袁宏道诗后，因“其匠心铸辞，要自胸中流出，笔端鼓舞，不沿袭故套陈语”而感到耳目一新，赞其为“艺苑之一豪”。日本文人也“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在内容上，古代东亚文人注重自然之趣，即“天趣”，并用此作为观照诗歌的一个审美原则，宗尚“趣本于天得”的朝鲜朴永辅夸赞江盈科诗“大有天趣”。在语言上他们强调“语意天成”，欣赏“语意天然浑成，无一字勉强处”的明诗，李圭景夸赞高启诗“是最切确诗，观此可为参看，自得出人意”。金锡胄言袁宏道的诗歌语言是率意而为的“快活心肠飞动语”。但语意天成的自得之言不意味直白，而是用精切之语，表大自然之趣，即“趣真而语得”。总之，古代东亚文人强调应创作浑成自然之诗，因为“只有自然活泼不死”，其诗才能“变化纵横，出奇无穷”。
总之，古代东亚文人主要对明诗复古与风格理论进行了批评，从其对明诗复古的批评中，可见明诗学在东亚诗坛的典范性以及宗尚中有新变，呈现一种开放的东亚诗学批评精神。东亚各国诗学的发展是长期互补、互进的交融关系，诗学批评为今天东亚各国诗学交流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促进了东亚各国友好交往，这些都彰显出古代东亚文人对明代诗学批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