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这一公共媒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话语进行斗争，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加入到抗战中去。这一时期的舆论动员工作在有效提升抗战士气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舆论动员至关重要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中国人民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打败日本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三个条件下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要使中国人民自己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重视舆论动员的力量，必须重视战时的对内宣传。可是，“革命的河流”并非直道前进，舆论动员也不是“挥手—响应”那么简单，尤其是在投降主义与失败主义甚嚣尘上的抗战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明确用“新阶段”来概括抗战相持阶段的特征。毛泽东认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华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如1939年1月2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社论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1939年4月17日，《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表《把精神动员变成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如果把这力量加以组织，加以团结，它便可以产生坚强的意志力和丰富的创造力，可以发现许多民众英雄和民众天才，以无比的威势，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进攻；同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并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观点认为这会吸引和分散日本的主要注意力。在此形势下，《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系列面向国统区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文章。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客观认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呼吁中国军队应同英、美等国一道在军事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恶魔的时候到了》，社论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从此更见鲜明，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的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线，血肉相关，不分彼此，胜则俱胜，败则俱败。每个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再不能把战争看成是局部的战争，利害得失应该从整个打算。”1941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周恩来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文章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全面抗战的主张，主张重视动员民众的力量，呼吁国内民众和海外侨胞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1942年5月，《新华日报》发表了《在缅甸战区》的系列文章。文章指出，“只有民众力量，才是战争力量最伟大的源泉，这种道理在我们抗战中的中国，几成为浅近的常识。可是有些人在估计战争力量时，还是只看到军队，而不见其他，不仅是这样，而且在军队力量中，只看到大炮的威力，他们把视野局限于炮口的口径，以为炮口口径有多大，便是战争力量有多大。于是在计划整个战略时，不免时常钻到牛角尖里去了”。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政治重于军事。政治重于军事的观点，在《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21日发表的《再论缅甸战局》社论中得到重申。

　　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大后方虽然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但有组织、有媒体、有公共政治平台。中国共产党借助《新华日报》这一公共媒介，公开阐释自己的抗战主张，与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话语进行斗争，不仅动员国统区人民积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动员民众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的舆论动员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交流与沟通，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传播到国统区，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对中共的不实报道，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总结这一宝贵经验，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动员民众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