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科学技术和人民群众等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结合本民族特定时期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予以继承发扬，丰富深化。
群众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生命线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伟大的精神落地应该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这具体化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群众路线，它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恪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中强调的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革命斗争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创新性地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当年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按照马克思的预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当时中国工农业生产的财富积累和生产力水平根本不足以构成马克思预言的革命的支撑条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人民群众革命力量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力水平即经济力量不足的缺陷，达成了革命的目标，同时用自己的革命实践验证了自己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坚持是正确的。
然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动力的重中之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谙此道。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群众路线由革命的生命线转型为建设的生命线，坚信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更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毕竟生产力三要素中最关键的应该是劳动者，它是劳动的始作俑者，是唯一有生命的要素，是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因此是生产力的动力之源；而劳动者的母体只能是人民群众。同时，人民群众又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本原。此诚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人民，也必须为了人民。
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志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是受制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逐步进化的，它的性能越强，生产力就越发达，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就越足，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因为，劳动工具是劳动者借以改造劳动对象，实现劳动目的的重要手段或中介，即能够帮助劳动者克服自己的缺陷或不足，提升劳动生产率；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正是由于这种正比关系，促使人类不断地寻求劳动工具的革新。科学技术就是这种革新的新近体现。对此，马克思曾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事实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人类创造了比既往一切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这就是靠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运用新近的力学、热力学等方面的科技成果革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做到的，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甚至更加需要，毕竟新中国建立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基础之上，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新中国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从1978年至今，新中国用4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正确性。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穷二白状态一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逐日增大、国民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本民族的现实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继承，一方面成就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宏伟基业，另一方面也检验了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创新性继承本身的正确性。
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往开来，紧密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创新性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下简称“第一动力观”）。这一洞见的创新性具体如下：
第一，“第一动力观”科学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中的决定性要素即生产力必须是鲜活的，而生产力的鲜活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劳动者智能的创新，其次取决于生产工具的革新。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和科学阐释。
劳动者智能的创新指的是劳动者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的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唯一具有生命力、创造力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本原。如果劳动者的观念和智能丧失了创新意识，那么生产力就会停滞不前，科技创新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生产工具的革新也就无从谈起。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尤其是，“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化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
生产工具的革新是劳动者智能创新的逻辑后承，它直接外化为对科技创新的依赖，是劳动者智能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杠杆；而且，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对由科技创新催育的具有新性能的生产工具的依赖性就越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一旦传统的发展模式受阻，“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第二，“第一动力观”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财富观和生态文明思想相辅相成，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第一动力观”鼓励和倡导科技创新，强调科技对生产力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正刃作用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绿色财富观和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技术的负刃影响做了积极防范。绿色财富观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财富是人类最重要的、最持久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切财富，尤其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追求的财富的边界，是人类享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边界条件。这个边界条件一旦被冲破，那冲破者一定不是理性哲人，而是理性经济人，即不择手段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的疯狂逐利之人，也就是曼德维尔意义上的恶人，他们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一味追逐一己私利。一方面，这些邪恶之人会营造出人文之恶，把人类社会打造成由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主宰和驱使的阴森冰冷的魔窟；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邪恶之人可能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话，他们的心魔就会升级为资本拜物教，后者势必紧紧缠绕科学技术营造出自然之恶，成为地球生态的真正敌人。无论如何，结局必将是，这些邪恶之人会亲手断绝人类的生存之源、美好之源、幸福之源、生命之源，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果真如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空谈了，甚至人类社会本身也终将因缺少赖以存在的自然之基而完全消失。与之相反，绿色财富观会修正资本拜物教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或二元对立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美好状态。
在提出绿色财富观的同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思想，并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为生态文明立法，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事实上，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只有全球的生态安全了，人类才可能有安全的栖身之所，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才能有最根本的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国家文明、人类文明这一系列社会文明形态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必将枯竭，甚至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
总而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恪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逐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本文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