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关城乡差距、资源分配和市民权利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空间”逐渐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空间转向”，其典型就是以爱德华·苏贾（Soja）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兴起。

　　尽管苏贾认为马克思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成功构建起系统化的空间理论，却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体现在原子偏斜、国家权力、劳动异化、城乡对立、区域分工、资本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土地租借和土地私人所有制、剩余价值部分转移等问题的论述当中。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并未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空间理论体系，但他对资本主义空间从始至终的批判态度，以及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城市空间视为阶级压迫象征和资本积累手段的倾向，仍然对当代空间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了找寻当代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背后根源，苏贾并未停留在城市空间的现象表征层面，而是选择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纳入地理学语境之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

　　曼德尔曾指出：“整个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具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也表现为各国家、各区域、各工业部门和公司不均衡却又协同发展的结果，通过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外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苏贾将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比喻为生产方式的“纵向”与“横向”，认为二者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所说明，但由于“拥有一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充分具备发展这些精辟见解的逻辑和范围的条件”，人们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建树。因此，苏贾认为像卡斯特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或哈维将地理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仍旧未能触及当代社会空间问题的本质，为了抓住空间的现实性并且将其推向极致，必须将晚期资本主义理念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后现代主义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阐释当中。

　　苏贾对空间和空间性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语境假定物”，后者则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缺场”实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空间性重视程度的不足，其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现较晚，令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停滞在“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的印象中，即使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述隐含着空间维度，但也止步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之物质制约的简单层面。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反空间传统直接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早已有之的空间阐述。最后，资本主义剥削的诸多变化条件天然带有时间偏好。例如，剥削率的计算尽管包含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两个变量，但最终要依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依然要凭借劳动时间的延长才能实现，这些都反映出“剥削和社会再生产主要包含于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matrix）之中”。

　　为了扭转这种时间偏好，苏贾选择了列斐伏尔般较为激进的空间阐释方式，认为只有将空间概念推向极致，才能最大限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贾搭建起生产关系范畴和空间范畴的内在关系网，将空间关系提升至社会关系的高度加以认识，为其后社会—历史—空间辩证法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列斐伏尔还是爱德华·苏贾，他们都未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框架，其论断多有曲解马克思思想之处，对此，我们应当抱有批判的审视态度。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