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瓦解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但是这条成功的经验并未顺利推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促使着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西方的革命路径转向文化之维，开启了文化领导权变革社会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经济基础支撑文化领导理论
作为最早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葛兰西，认为“政党应该拥有较多或较少的成员，其级别有高有低，但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它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职能，即教育和智识的作用”。因此，他寄希望走出一条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强制性文化领导权的革命道路。他把文化看成“实践的婢女”，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并非是仅仅依赖于客观的物质活动创造，更高程度上说是一种科学活动的过程，是不断地思想推翻、改造的过程，是一种渐进式的觉悟性行动。这一发展构思的确弥补了第二国际理论中对革命实践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作用的缺场，打破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教条式理解，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文化实践展开。
然而，对“实践”本身的过分概念化探讨，尤其是以文化等上层建筑作为变革的基础，其结果只能是与现实的物质生产运动、革命方式相脱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现实活动，实践功能的发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物质生产力量的创造，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精神、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而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先进的文化发展理论引导、推进社会向更高级迈进，落后腐朽的文化则阻碍更多积极因素的生成。
因此，革命的生发场域必然在物质创造的活动中进行，文化领导的联动效应绝非是在经济基础被束之高阁的环境中完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像马斯泰罗内所说，“如果葛兰西能够在自由的天地中而不是在监狱内进行工作，那他的‘那些草略成型的或者是力图加以阐述的思想’以及那些观点、疑问和怀疑，可能就会找到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可见，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明显缺乏话语体系立足的根基，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是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因此，只有重回到现实中去，在孕育文化的土壤中寻找革命策略。
同质化与异质性之争
在资本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主流文化权领导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倾向，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对资本自由性的维护，并以这种自由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各个领域扩散开来，使整个社会都为其服务，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并创造条件。
对个体而言，资本的自由性满足了个人自由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的特质达到了契合。对社会而言，资本的无限扩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它使大众的需求日益同质化，在财富追逐的王国中乐不思蜀。文化工业的生产使大众的话语言说方式及文化传播机制趋向崇尚资产阶级意志，在工人阶级那里，革命的意志被消解，与资产阶级结成共生共存的共同体，阶级对立日益消失。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有史以来超社会的优越性，尤其是苏联解体的事实使倡导资本主义的政客更加坚信，现实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以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是现存社会最合理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等人作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认为“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多元文化的交锋与对抗都是暂时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弊病，但仍不可忽视它对历史演进所起的作用，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逻辑是趋向资本逻辑的统一。但是，静观反思，资本的全球化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一体化？这种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话语适用于一切社会吗？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吗？实质上，福山的话语表达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中，将主体纳入以资本为主导的一元叙述构架中，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要批判的。这种“线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伎俩，模糊了私有制的本质，并在这种模糊之下隐匿了相互因素的交叉联系以及与外部的联系，忽略了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一种文化霸权、狭隘的认识论和一厢情愿的普遍主义。
那么，具有普遍主义特质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面对着各民族的文化异质性，必然遭到质疑。亨廷顿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文化已成为世界秩序、社会结构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前景是多元的，而这种非单一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治发展导向，甚至可能在边缘文化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与主流文化的国家形成敌对，诱发矛盾与冲突，这对削弱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文化领导权理论如亨廷顿所言，必然是不相融合的吗？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其他文化领导权理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如果不是，我们何以圆融这种差异并实现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话语认同？又将构建什么样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体系？
辩证性发展与创新
西方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众说纷纭，无论是文化霸权论还是文明冲突论，都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才能得以有效定位并加以言说。当正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面对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范式显然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扬弃那些理论的不合理性，也要考量实践的现实意义；既要追寻存在的历史根源，体现民族性，也要超越空间的局限，赋予世界意义；既要依靠理性工具，也不能悖离主体价值。
在步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发展、制度的不断完善、理论的不断丰富和文化的繁荣而日益创新。这种创新需要以辩证思维对待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实现话语方式的认同；以战略思维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规避发展风险，探寻话语内容的生长点；以历史思维鉴往知来，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保持话语主体的前瞻性；以空间思维打破线性认知，重识交往关系的自由度，拓展话语环境的开放性，在言明“中国立场”的同时，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