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异化批判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题。在卢卡奇所开创的批判方向基础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从青年马克思思想出发，张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特质，并在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方法论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对后者进行了深刻批判，试图将马克思辩证法从纯粹的反映论窠臼中拯救出来。尽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以极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现实对象，但这种批判或可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乃至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提供理论批判维度。
科学的人道主义基础及其总体性
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体系完全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技术理性的张扬与实践理性的式微致使目的与手段发生了倒置，原本作为人类自我实现手段的科学僭越成为目的本身。阿尔都塞以“科学”来指称马克思理论的分野，却受到沙夫和马尔科维奇等人的批判。沙夫指出并不存在某种外在于人的“科学”，马尔科维奇同样认为任何科学都无法摆脱人的应用，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但是，马尔科维奇反思“以人道主义哲学作为它的基础，指明了整个人道化过程的方向……还正确指出了蕴含人类明天的可能性”的科学，在现实中丧失了人道主义原则，丧失了其自身的超越维度，处处体现出事实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理解方式使科学本身成为客体化知识的集合。
西方社会中，科学总体性维度的丧失，使其沦为被实证科学或客体化知识所代替的、处于异化状态的科学，它的历史性、实践性等本质内涵被遮蔽起来，并在建构一个僵死的、非人道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当代西方的科学并没有处于人类的支配之下，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真正的力量，而是相反，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其次，在西方社会中，科学技术并没有在符合人类价值规范的方向上获得总体的发展，并使人类社会趋于整合，而是使人愈加疏远。最后，现代科技中少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与多数人被迫从事的简单枯燥劳动之间的分工态势，已经逐步取代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划分方式，掌握科学技术的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当代社会垄断、霸权以及压迫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科学自身的教化功能也沦为纯粹的和碎片化的对于知识的掌握，教育成为客体化知识的传授，而其人道主义本质则被忽略。不得不说，这也是当代教育中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相分裂的重要根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人类本质力量的重要维度，并始终在人类自身历史的发展视域中审视科学。科学是实现人道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在此意义上，将科学从异化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既是实现未来的人道主义社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人类不断自我实现历程中所不能跨越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恢复科学的人道主义本质，在人道主义基础和实践标准之上重新构建科学的总体性。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够全面和正确地揭示人的历史活动，进而也就无法在方法论层面真正展现人的实践与科学之间的统一关系。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实证主义方法论，使科学的总体性重构于能够符合和揭示人类生存中现实层面的实证关系与历史层面中的价值关系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上。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方法论必然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对科学方法论的揭示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人道主义理解方式独树一帜。他认为，方法论乃是人类生存过程中实践及其展开，即“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的理论化结果。人类在历史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地改造着世界及其自身，并不断地将其理论化，从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就此来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是实践“后验”的理论形式。但是，对于当下历史条件以及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来说，他们始终面对着前人实践的结果以及理论化的总结，所以方法论又是一种作为实践基础的“先验”理论形式。因此，方法论是否科学，取决于这种方法论自身是否包含着超越与批判的维度，是否能够获得理论方法的自觉，即将自身持续地置于接受历史实践批判与修正的地位。反之，就会陷入非历史地运用方法论的窠臼之中。
所以，科学的方法论只能是作为人类过去历史实践理论总结与当下实践的理论基础，作为“后验”与“先验”相统一的人道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辩证法是人类历史过程的理论形式。异化了的科学由于其实证主义的局限，致力于对现象的整理与总结，关注经验层面的可验证。然而，在异化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前提下，从经验和现象出发的所谓科学方法论必定会脱离历史的视域，成为对于现实的辩护手段，从而失去其自身的批判维度。非历史的方法只能形成非历史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中，人自身的生存矛盾仅仅能够被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形式展现出来——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即是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只能够在经验层面论证客观的逻辑，而无法深入到人的生存层面，无法获得价值层面的批判自觉。但是，科学不过是人类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形式，作为具有历史总体性的科学，不能够仅仅从经验和现象出发，而应当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因为科学的方法论与人类历史实践的理论描述是同一的。马克思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矛盾及对于矛盾的超越历史总体性，因此，与其说马克思辩证法是一种可以正确描述科学总体性的方法论，不如说辩证法自身就是人类实践活动，进而是科学本身的理论结果。如此一来，辩证法就获得了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理论”定位
如上所述，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仅在经验层面上存在有效性，它通过对于经验与现象的总结而提出假设的理论体系，只能够作为科学的第一步骤，仍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与批判。但是，这种方法论不仅没有将自身置于接受历史实践的批判考察地位，反而将自身扩大到了整个历史领域，这样，凭借着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我们似乎就可以从简单的连续性出发，推理出有限经验之外的必然结论。然而，休谟早已指出了这种有限的经验归纳结论作为因果律的基础所带来的困境，对于必然性的质疑，使打破宿命论的束缚成为可能，哪怕我们所面对的宿命论被实证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相反，马克思辩证法不仅将自身置于接受批判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方法，更通过对于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自我超越本性的理论描述，揭示了人类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因此，以人道主义作为它的基础，指明整个人道化过程的方向，指出蕴含人类明天的可能性的科学，也就应当遵循人道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在以人类实践作为标准的批判中，摆脱实证主义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在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中，在无限的可能性与创造性中，发挥实现人道主义社会的基础作用。
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不仅在现实中有力地回击了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纯粹反映论的理解方式，而且在理论上也构成和展现了对于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历史地汇入到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反思的主题和潮流当中，使马克思辩证法得到了新的历史诠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的方向上历史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理论”的定位，在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特质的同时，也存在着将其置于纯粹的“理论批判”的局限当中的危险。例如，当沙夫将异化作为无所不包的社会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就已经成为一个被理论构建起的和扩大化了的“异化世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流动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