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占统治地位以来，资本通过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性吸纳，不断地用对象化劳动榨取活劳动，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进入21世纪，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催生了“第二次机器革命”，人类正加速走向人工智能时代。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影随形的“机器问题”在“这一次真的不一样”的惊叹中又卷土重来，智能机器取代人的潮流正势不可当，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价值运动危机。
“零工作经济”与价值形成危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从价值形成的全过程看，一定量的活劳动投入始终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基础。自工业资本主义以来，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是资本运动的基本逻辑。但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中，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的发展，与之相伴而生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得资本增殖运动遭遇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机器体系自我生产（self-producing automation）一旦成为现实，在“机器生产机器”“机器管理机器”的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中活劳动因素相对降低甚至消失，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无限大，商品价值便会迅速递归为零。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动化机器体系自我生产的自动化就犹如宇宙中的“黑洞”或时空中的“奇点”，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张力推向极限。一方面，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各种财富得以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日趋萎缩，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生产属性不断被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便会暴露无遗。
退一步讲，即使刻意去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也必将产生一种甚是荒唐的情形。一方面产品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又因无人问津而导致生产绝对过剩。原因不言自明，普遍劳动者连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又何以获得收入用以消费。如是，资本循环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断裂，必将使资本主义遭遇制度性危机而走向崩塌。
“零边际成本社会”与价值度量危机
近年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专利、品牌、商标、版权和技术秘密等无形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高企，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相比于传统的物质产品，信息（认知）商品不仅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占有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特征，而且边际复制成本极低甚至可忽略不计。正因如此，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融合发展，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正加速向“零边际成本社会”迈进。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实体是人类的抽象劳动，价值量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信息（认知）产品或服务初始成本较高但边际成本极低，意味着一旦开发成功，批量化商品生产就可以在轻松点击鼠标的瞬间完成。在信息（认知）商品再生产中，商品价值与直接劳动投入极不成比例。进一步地，信息（认知）商品的零边际成本特征，使产品供给从稀缺走向丰裕，最终会使资本运动赖以维系的市场机制趋于瓦解。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崛起，正推动信息革命进一步升级为数据革命。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占有海量数据，从大数据中挖掘分析用户兴趣、消费偏好等全方位消费信息，以形成数据商品（data commodity），成为互联网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场域。相比于以往的程序软件、专利技术等信息（认知）商品，以谷歌Adwords为代表的数据商品主要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机器自动完成。虽然从本质上讲，算法只是互联网企业编程人员和平台用户共同劳动的对象化，但在机器深度学习助力下，日渐成为取代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先进自动化机器体系。同时，数据商品生产的“原料”——大数据，来自于互联网资本对用户数字劳动的蓄意收集和无偿攫取。从本质上讲，数据商品的生产就是对社会性劳动和社会交往等普遍智能的自然力运用。这样一来，“智能生产智能”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原料的无偿获取，不仅进一步突显了数据商品的零边际成本特征，而且也在更深层次遮蔽了数据商品生产与活劳动投入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数据商品的价值决定从表面上看与劳动时间这一度量尺度更是渐行渐远。
“P2P生产”与价值存在危机
马克思指出，价值作为幽灵般的对象性存在，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只有借助市场交换完成其具体劳动的真实抽象，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投入才能实现其社会劳动属性的社会确证。从价值形成过程看，价值生产发端于生产过程，完成于商品流通中商品向货币的“惊险一跃”。因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人类物质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普遍对立。一旦私人劳动无需通过市场交换的社会确证，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社会分工下的劳动产品直接构成社会财富的元素，价值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会自行消失。如此看来，正如科兹所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限度不再是资本过度积累和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恰恰是价值本身的存在性危机了。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剥夺性积累，不断制造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不遗余力地放大市场交换，以不断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普遍智能在人类物质生产中的直接应用，“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人类劳动的社会化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突破资本仅仅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当作手段的狭隘界限，渴望摆脱人对物的关系依赖，在“社会个人”的基础上充分释放人的实践潜能。
进入信息化时代，西方一些搜索引擎、免费开源码软件等实践表明，基于对等网络协同生产（Peer to peer production）显示出的巨大财富创造潜能，正使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价值基础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日益兴起的数字劳动中，劳动者（网络用户）与生产资料（个人电脑）的直接结合，使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成为多余；基于网络虚拟社区的自我组织和“去中心化”管理，勾勒出劳动摆脱资本控制的全新图景；认知盈余的自愿贡献和数字劳动成果的免费共享，展示出人类生产生活以“公地逻辑”替代资本逻辑的现实可能。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财富创造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没有网络用户海量数据的持续动态生成，搜索引擎、智能图像识别、人机交互等各种数字机器，就如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热动力机器离开工人的活劳动一样，将变得一无是处。而最初，大数据只有作为全社会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才能最大效率地被挖掘分析利用。因此，大数据的生产及其使用价值的充分释放，天然排斥受资本逻辑推动的“数字圈地”（digital enclosure）和数据商品化，呼唤着数据共建、数据共享和数据共管。进而，从大数据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进一步发展，加剧了与“资本主义外壳”的不相容，使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狭隘与局限更加暴露无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劳动作为劳动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理论及其借鉴研究”（2017BK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