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评论对于当下的智能化社会仍然很贴切。肖恩·赛耶斯在《马克思和异化》中认为，作为马克思最为熟知的概念之一，“异化是少数在日常生活中仍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被误解和误用最深的术语”。异化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生活的无意义感，这种概念的泛化削弱了异化理论的批判锋芒。然而，异化是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不可分离的，需要回到马克思原著厘清其本来内涵。

　　超越异化首先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大量论述涉及宗教、金钱、劳动和交往异化等主题，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普遍异化命运，并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857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危机，经济危机及工人运动的复兴直接激发了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的创作热情。马克思论述异化和危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超越，他认为“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自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这本身来自于革命斗争而非一个能够自动实现的过程。对异化或物化的批判在《资本论》部分章节中再次得到集中呈现，旨在提出全面发展的个人将他们的社会关系置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主张。

　　近些年，国内外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除了赛耶斯等人的著作，霍耐特也推出《物化：对旧观念的新看法》，试图将物化解释为“承认的遗忘”，通过区分对象化与物化来阐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意义。国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从对物化和对象化的区分，到探究马克思不同时期异化理论的演变，深入探索马克思术语变换所体现出的微妙之处。大体上，上述研究的共同宗旨可以归结为突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性。可以说，尽管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与异化相关的术语得到越来越复杂和系统的呈现，但总体上指的是人类的造物脱离其自身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马克思将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而超越异化首先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智能化时代面临着劳动对象的丧失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解释和批判。某种意义上，作为社会批判工具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早期工业社会是异化的最初呈现，可被称为第一个阶段。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常用“异化的异化”来描述丰裕社会的异化，他们倾向于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作为日常生活中“常态病理”的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形塑下，个人成为一种同质化和空心化的丧失个性的消费动物，由此可称之为第二个阶段。智能化时代的异化则可以被认为是异化的第三个阶段。贝克和吉登斯所论述的风险社会理论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异化批判的先声，他们认为在生态危机、基因工程等领域，人们面临着资本主义“胜利”带来的难以控制的结构性后果和全球性风险。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这种科技异化的冲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某种意义上，科技异化及其扬弃就是近几年畅销全球的《未来简史》的逻辑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未来简史》一书重要的思想来源。赫拉利描绘了大数据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种种令人担忧的未来情景。它从两个维度展示了当下科技异化的表征。一方面是劳动的角度，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也就是将工作和事业作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实现的根本条件。但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工作的替代性问题迫在眉睫，人类正越来越面临着劳动对象的丧失。如果未来绝大部分人没有工作可以从事，通过3D虚拟世界来获得情感满足也许会盛行。2018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头号玩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在2045年的世界中虚拟世界的繁华热闹与现实世界的破败寂寥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成就感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万物互联系统越来越成为一种疏离乃至支配性的神秘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性作品《启蒙辩证法》着重强调了启蒙是如何走向反面的。“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量化和齐一性成为启蒙的准则。资本主义给予社会各方面以合理化形式，但社会整体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总体的非理性。赫拉利指出，生物学全面接纳数学工具，合理化正在由量化客体到量化自我转变，人的情绪、感觉，乃至各种自由决定都被认为能够还原为各种电化学反应，从而作为数据被纳入系统。万物互联网的建设开始是出于信息的畅通和人类的便利，一旦这种万物互联系统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系统，信息自由和将一切都强制性地连接到系统将成为最高意识形态，这一系统将转变为世界的主宰，而人类则沦为被强迫提供信息的芯片或程序。

　　西方理论界忧虑科技异化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资本是塑造当今社会科技异化的关键力量。赫拉利强调“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解放”，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及其弊病的长篇论述，还是揭示资本在当今的科技异化中的角色，他都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工具或与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或许这种相通有一定的必然性，另一本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也是如此。皮凯蒂与赫拉利都试图以一种宏大视角呈现人类社会在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路径，而马克思也许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及未来走向最伟大的宏大叙事者，当代社会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范围之内，新的宏大叙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考相重合。

　　总体上看，上述两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能化时代带给人们的忧虑，并且也积极地在理论上寻求解答。但从更深层面看来，这种诉求大体上仍停留于解释世界的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剥削、科技异化等问题提不出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尽管他们试图追随马克思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但仍停留在治理的层面对任性的资本施加某些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批评仍然具有时效性，他认为西方学者的回到马克思的潮流值得关注，“但要防止一种哲学—文献学式的回到马克思占上风，它无非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性化，对马克思的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政治指令保持沉默”。马克思异化理论并不只是提出道义批判，更是要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破这种异化局面，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8ZD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