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拉（汉文史料称之为“安国”）是粟特的中心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新唐书》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布哈拉是东西交通和南北交往的十字路口，南与伊朗高原核心区域连接，北与花剌子模和游牧地区接壤，向西可达阿姆河，向东经粟特其他诸国可进入中国。布哈拉是不同文化的汇聚之地，其钱币见证了希腊、伊朗、中国和当地等文化要素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丝绸之路不同时期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币文经历变化过程
从文献角度来说，古波斯的官方资料提供了粟特作为东方行省的重要信息，但这一时期的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并没有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根据阿里安和查士丁等古典作家的记载，亚历山大及其部将在粟特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一带，并没有到达布哈拉及其附近。塞琉古王朝占据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塞琉古一世和安条克一世等早期统治者通过建立城市、考察地形和推行希腊文化等多种途径管理当地，但其统辖地域主要集中在粟特的中部和东部一带。及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尤其是在欧泰德穆斯王朝和欧克拉提德王朝时期，其统治范围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也未涉及西北方向的布哈拉。但是，在布哈拉西北的拉米什捷佩和布哈拉当地发现了大量希腊式陶器，在布哈拉西北的瓦拉赫沙附近发现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钱币窖藏，包括狄奥多托斯、欧泰德穆斯、阿加格拉斯等国王钱币，其中欧泰德穆斯钱币成为布哈拉的最早仿造币原型。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坐在脐石上的赫拉克勒斯像，左右两侧均为希腊文。布哈拉的仿造币正、背面与原型基本一致，但币文经历了从希腊文单语币到希腊文和粟特文双语币再到粟特文单语币的变化过程。
公元前130年至公元1世纪左右，布哈拉出现了希尔柯德钱币，这是大月氏人时期的布哈拉钱币。大月氏人钱币主要分布在巴克特里亚和伊朗东部、铁尔梅兹、卡菲尔尼甘河、粟特和苏尔汗河一带。布哈拉的希尔柯德钱币有两类：一类钱币的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马前半身像，正、背面出现了变形的希腊文；另一类钱币的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手持长矛的士兵，正、背面出现了变形的希腊字母。这两种钱币的国王形象与贵霜赫劳斯—丘就却钱币上的国王形象十分相似，背面武士像和马头像也与汉文史料对布哈拉（安国）的“募勇健者为柘羯”和“又献名马”等记载相吻合。
体现两大造币体系交融
4世纪到6世纪末，布哈拉先后成为萨珊波斯、嚈哒和突厥等国家和民族的争夺之地。5世纪，布哈拉出现了马瓦克钱币。这是布哈拉地区第一次出现的铜币。此类钱币的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周围是粟特文，在祭火坛上方是阿胡拉·马兹达像。5世纪中期至6世纪，布哈拉出现了阿斯巴钱币，钱币的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布哈拉徽记与火焰组成的祭火坛，周围是粟特文。6世纪中期到7世纪，布哈拉出现了伽特法尔铜币，正面为国王半身像，左侧是布哈拉徽记，右侧是粟特文，背面是一匹马。目前学界关于这一类型钱币的归属和币文仍存有争议，有时也将其称为“无名王”钱币，此类钱币数量非常稀少。
布哈拉受萨珊波斯影响的钱币主要是“布哈拉·胡达特钱币”，以萨珊波斯国王瓦赫兰五世木鹿造币厂钱币为原型。原型钱币的正面是戴着球髻星月王冠的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和两位祭司，上方是阿胡拉·马兹达像。最早的布哈拉·胡达特钱币是在原型钱币上加盖了布哈拉徽记。“布哈拉·胡达特钱币”存在时间比较长，大约709年是一个转折点。由于受到阿拉伯人统治，币文发生了变化，从早期仅有粟特文单语币，演变为粟特文与阿拉伯文双语币，直到最后仅有阿拉伯文单语币。
唐朝在粟特推行羁縻州制度，在布哈拉设立了安息州。自此，包括布哈拉在内的粟特同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得到加强。《新唐书》载：“安者……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开始铸造“开元通宝”钱，这就成为布哈拉中国式仿造币的原型。仿造币正面是“开元通宝”，背面是布哈拉徽记。中国式仿造币一直延续到8世纪初。
总的来说，古代布哈拉以希腊式钱币、萨珊波斯钱币、中国“开元通宝”钱币为原型，开展了大规模的造币活动，主要包括欧泰德穆斯仿造币、希尔科德斯钱币、萨珊波斯仿造币和中国式仿造币等阶段，钱币的形制和特征体现了东西方两大造币体系在布哈拉的交融。
反映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亚欧大陆丝绸贸易的发展与繁荣，布哈拉一带成为连接东西方往来的重要枢纽。《隋书·裴矩传》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中道经由包括布哈拉在内的粟特地区。具体来说，“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这一史料往往被用于强调粟特民族的商业性，但没有明确说明流通何种钱币。根据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所记，“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此简反映的是公元前39年的事件，“苏薤”指代的是南粟特的渴石（史国），但该汉简中并未涉及当地钱币。发现于敦煌以西长城烽燧遗址中的古粟特文信札再现了4世纪初粟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信中多次提及使用的是斯塔特。吐鲁番唐墓出土的639年《粟特文买婢契》涉及的康国、石国、曹国、米国和何国，都属于粟特地区，当时使用的是萨珊波斯王朝的卑路斯德拉克马钱币。据汉文史料记载，布哈拉与萨珊波斯、康国、史国、毕国、米国、石国、何国等粟特诸国，曾一起向中国进贡。他们在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并非当地钱币，而是盛行的萨珊波斯银币或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包括布哈拉钱币在内的粟特钱币主要流通于其所发行的区域及其周边。
就布哈拉钱币的文化特征而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欧泰德穆斯钱币是布哈拉造币体系的起源，以打制为主，币值是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半德拉克马等阿提卡标准，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是赫拉克勒斯像。这是早期布哈拉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从5世纪起，钱币上普遍出现了粟特文、布哈拉徽记，这些都是与布哈拉有关的当地文化要素。7世纪出现的圆形方孔钱币是布哈拉对中国钱币体系的一种效仿，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布哈拉的影响。从钱币类型演变来看，不同币文的变化或者与粟特文的共存反映了布哈拉的政治历史演变，是布哈拉与不同国家和民族交往互动的结果。
此外，位于布哈拉绿洲的沛肯特（毕国）也有当地钱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钱币就是中国式仿造币。在沛肯特的中国式仿造币中，两种样式都出现了布哈拉徽记、粟特文和“十”字，不同之处在于其中一种钱币正面出现了“元”字，时间为640—709年。与这一时期的布哈拉钱币相比，沛肯特钱币同样采用了圆形方孔样式，且都出现了布哈拉徽记和粟特文。这既是布哈拉和沛肯特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钱币学表现，也体现了布哈拉对周边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西粟特钱币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交融视野下古代粟特钱币的整理与研究”（21BSS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