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明清华北社会经济史愈发得到关注，相关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以地形为界，“华北核心区”北至燕山山脉，西到太行山脉，南界淮河，东至沿海。时至清代，海洋与华北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密切程度显著加剧。在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清朝海疆政策的影响下，华北社会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趋海性”变化，且在开埠前便已鲜明展现。
第一，海道成为华北与东北、江南乃至华南官方民间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
相较于传统陆运，海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时效高的特点。康熙年间，奉天地方发生荒歉。为提高赈粮运输效率，康熙帝亲往天津，勘察了自大沽至海城牛庄的“奉直海道”。此后，“奉直海道”部分替代了辽西走廊的陆运，成为华北与东北物资特别是粮食流通的新通道。乾隆时期，清政府专门制定了《海船开禁章程》，以规范两地间的海运活动。由于华北船舶数量不足，清政府遣员赴闽粤等东南沿海“劝谕走洋商船，使来贸易”，并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鼓励。华北沿海“一时商贾靡不踊跃趋事，海舶大集”，沿海通道成为华北与江南乃至华南地区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康熙年间，为赈济朝鲜灾荒，清政府于天津截留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东登州更用鸡头船拨运引路”。
渤海海峡两岸关系密切，清代以前便存在从山东登州至辽东各口的海运通道。清朝定鼎后，登辽海道很快被再次起用，不仅物资在两地间成规模流通，人口也日益成为海上的重要流动要素。成千上万的山东人通过登辽海道迁往关外，山东成为大量东北移民的“海南”原籍地，东北则成为山东移民心中的“海北”新家园。赈灾是清前期华北海道兴起的直接原因，但之后，跨区域商业贸易日益成为海运主流。此外，与以往朝代相比，海运的主导力量逐渐由官方转向民间是清代华北海运的特点。
第二，华北沿海城市城镇逐渐兴起，并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超以往。
唐宋时期，少数华北沿海城市如登州、密州先后有过兴盛期，辽金后普遍衰落。清代以前，天津、登州、胶州已稍有规模，但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进入清代，特别是康熙开海以后，在沿海贸易的影响下，华北沿海城市城镇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全面兴起。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因漕运而兴。天津之所以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沿海城市，得益于沿海贸易的推动。胶州、烟台、青岛分别是清代前、中、后期山东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城市，其繁荣同样有赖于沿海贸易发展。
早在康熙年间海禁全面解除之前，清政府便开放了山东半岛与南北的短途贸易。至康熙后期，胶州贸易范围大幅扩展，“三江两浙八闽之商，咸以其货舽浮舶泛而来”。至清中叶，胶州城关外商业区面积已超原胶州城十倍。烟台为登州府属海口，为传统帆船航行北洋的必经孔道。其在清中期兴起，“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并最终被列强选为山东第一个条约口岸。青岛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德国强行租借，辟为山东第二个通商口岸，不到十年便超过烟台成为山东新的沿海贸易中心。不过史料显示，其实它在山东沿海的地位同样于开埠前就已奠定。咸丰九年（1859）统计山东沿海州县上缴税额，青岛口所在的即墨县早已位居全省第二。此外，地处旧大清河口的铁门关、莱州湾的羊口和龙口、丁字湾的金口、海州湾的青口等沿海城镇，在清代都有相当程度的繁荣发展。这既是清代华北社会经济趋海性的体现，同时又对华北趋海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华北地区经济生产呈现出相当程度趋海性的市场化变化。
作为国家政治中心所在的区域，明清时代华北地区持续从外部输入巨量物资。即使如此，其经济生产仍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市场化变化，其中以食盐、大豆、棉纺领域为代表。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盐税收入是历代重要财源。清朝同样对盐的产运销实行严格控制。沿海地区遍布盐场，清代盐的运销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官运官销、官督商销还是官办商销，总体仍是官办，由政府控制专卖权。雍正年间以后，在山东沿海的登、莱、青三府，清政府实行了民运民销政策，食盐听民自由贩运，盐课摊入地丁征收。清政府在山东沿海地区实行食盐民运民销，自然与交通状况有关，但也反映了清前中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华北是大豆主产区之一，17世纪前后，豆油榨制的副产品——豆饼的肥料价值被发现，江南等地区对豆货的需求剧增。乾隆时期，江苏官员曾称“江苏民间用豆甚广，向藉东省商豆接济。一旦商船不至，不但关税少收，而且豆价昂贵，民食有碍”。为满足江南等地豆需，华北大豆不仅通过运河南运，甚至清朝“米谷出洋之禁”亦被打破，山东以及苏北豆货特许通过海路输往江南乃至闽浙。大豆成为清代华北地区对外输出的大宗农产品。乾隆前期，仅华北豆货一项对江海关税收的贡献便超过20%，上海的崛起也与清代华北豆货沿海贸易有密切关系。山东并非棉花主产区，但家庭棉纺织相当普遍。江南棉花沿海路输入山东，纺花成布除了满足自需，还能输往东北等地。与此同时，糖、茶、瓷、纸等南货也由商船北载销往华北内地。开埠以后，华北沿海诸口岸的腹地范围、商品种类均大幅扩展，皮货、药材、草帽缏等成为输出的大宗商品，海量的海外商品也加入销往华北广大腹地的行列。
第四，华北沿海经贸活动在税收中的地位大幅跃升。
税收直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清代前中期，华北沿海经贸活动在清王朝税收中的地位大幅跃升。天津是明清时期中央直属税关设置地之一，明代为河西务，清代改设天津关。明代及清前期，其税源主要来自运河。天津海税始征于康熙开海之后，属地方杂税，起初所征无几。随着沿海贸易的不断发展，沿海经贸产生的税收逐步提升。至乾隆年间，无论天津关中的沿海税收还是天津海税，税额均大幅增长。嘉庆时期，天津海税始纳入中央管辖范围，实际附属于天津关。根据许檀先生研究，至嘉庆年间天津沿海贸易带来的税收可达白银八九万两甚至更多，占至天津关税收总额的近七成。这种情况在山东和苏北地区有着类似体现。
清代山东沿海无中央直属税关设置，康熙年间开海后，沿海贸易定例征收船税，初仅几百两。雍正乾隆年间，船税“逐年收数比前大增”，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达万余两。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筹办厘局。试收不足一年，该省沿海州县海口上缴税收竟已超四万二千两。康熙开海后，苏北赣榆豆货便准许通过海路，经青口直接对渡太仓刘河口粜卖。其后青刘对渡时禁时开，最终于乾隆五年后迎来稳定发展，并且实际上赣榆周边海州、沭阳等地豆货也集中至青口粜出。查阅江海关档案，乾隆五年青刘对渡复开，推动江海关税收额形成一万余两的直接增长。华北沿海地区经贸活动日益成为清代重要财赋来源。
华北与华南、江南等地区一样，社会经济在清代已呈现出明显的“趋海性”变化，而这一变化在开埠前便已鲜明展现。华北的这种变化还体现出三个特征：一是相较于江南、华南等地，华北地区的趋海性变化出现较晚。如果说江南、华南的这一变化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华北则主要在清代体现得更加明显。二是华北社会经济变化是官民双向推动的结果。华北地区社会经济受王朝政策影响更大，其趋海性变化得益于王朝海疆政策的直接推动，同时，也深受区域内外民间力量活动的影响。除本地民众外，闽粤、江浙海商力量在华北的活动颇为活跃。三是江南、华南的很多变化突出体现在融入早期经济全球化，而华北地区在清代尤其是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趋海性变化，更集中地反映在服务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环渤海地区沿海贸易发展变迁研究”（22BZS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