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书院具有养士的优良传统。所谓养士，指书院不收取肄业生徒的束脩，且提供膏火、课奖、花红等津贴与奖励经费，使士子无衣食之忧而安心求学的举措。书院自唐代兴起以来，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在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教养相资、教养一体的发展模式，养士与教士成为书院的两大主要事业。

　　“学校之设，必先于教养。教养之具，必资于金谷。”书院用以养士的经费主要出自田地的收入。因此，院田产出的租谷，或租谷出粜获得的银钱是书院养士的物质基础，亦是书院兴废的关键，“无田即无院也”。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普及繁荣时期，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院田为主的书院养士模式发生了变化，出现养士经费来源多样、养士对象分层、养士队伍组织化等特点，养士活动的嬗变推动了清代书院发展。

　　经费来源多元化

　　清代书院，尤其是位于会城和府、州、县治等中心城市、商业市镇的书院，除出租院田外，还普遍有发典（商）生息、出租铺面等商业行为。除院田租谷，典息和店铺租赁收入也是书院养士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南巡抚陈宏谋将银6500两交汉口盐商、湘潭典商以2分和1分5厘生息，每年可获息银1410两，作为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经费。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西余干东山书院规定，书院将钱存城内盐店，月息一分，典息按四月、十月两次支取，以应生童膏火、奖赏、课卷、点心之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河北滦县（今河北滦州）海阳书院“岁收地租银四百四十一两九钱四分九厘，又岁收生息利银八百八十两，二项共银一千三百二十一两九钱四分九厘”，息银收入几乎为地租银的一倍。

　　除息银外，店铺租金也是清代书院养士经费的重要补充，如江西都昌南山书院，“旧有店屋十八间，坐署东南，租银五十四两，折钱四十八千六百文”。江西奉新登云书院，创办于咸丰二年（1852），“买靖邑福寿中港余家塅三处田租共壹千壹百余石，河南下街店屋四间，岁收租钱，以为四时课士之费”等。

　　养士对象层次化

　　我国古代书院养士经费长期处于不足的状态，岁入有限，概从樽节是常态。因之，书院的举办者不厌其烦地通过撰记、刊志、勒碑等方式保护有限的院产，维持书院运行。针对经费紧张的情形，清代书院除简化书院功能、简约书院规制外，还严控肄业生徒数量，并将其划分不同层次，分别给予不同的奖补。

　　区分肄业生徒层次的常见做法是通过考课，甄别生员和童生的正课（内课）、附课（外课）资格，根据不同资格给予不同的膏火资助。江西铅山鹅湖书院于嘉庆十八年（1813）规定，书院取准正课生员三十名，每名每月膏火纹银九钱正；取准正课童生十五名，每名每月膏火纹银六钱正。北京昌平燕平书院于道光二十四年规定，每年初由知州甄别肄业生童，取录生员正、副课各八名，童生正、副课各五名。其中生监超等给予正课，膏火每名大钱一千二百，特等给予副课，膏火每名大钱六百，一等为外课无膏火；童生优取给予正课，膏火大钱六百，上取给予副课，膏火大钱三百，次取为外课无膏火。贵州婺川（今贵州务川）敷文书院规定，肄业内课生、童各十名，外课生、童各十名，共四十名。每月初二、十六两课，每课内课生、童每名给膏火钱四百文，外课生、童每名给膏火钱二百文。肄业生童等次有差，膏火有别，层次明显。

　　除膏火津贴外，书院还根据生徒每月官、师课成绩给予有差别的课奖。如果说膏火费是助学金，课奖则有奖学金的性质，它“是一种特殊的掖诱，办法是于月课中按其前列而嘉奖”，寓有奖励激劝之意。浙江平阳龙湖书院同治时期规定，每月朔望二课，评定甲乙，“诸生超等一名给钱六钱，二名至五名及特等一名各给钱五钱，特等二名至五名各给钱四钱，六名至十名及一等一名各给钱三钱。童生上取一名给钱五钱，二名至五名各给钱四钱，六名至十名及中取一名至十名各给钱三钱，次取一二三名各给钱三钱”。四川江油登龙书院于光绪十年规定，每年官课、师课各十次，“每次课卷，生超等拾名，第壹给钱壹千，第二至第五每人柒百，后五名每人陆百；特等十名，每人五百。童超等十名，第壹名给钱八百，第二至第五每人五百，后五名每人肆百，特等十名每人叁百”。

　　养士队伍组织化

　　古代书院或作或辍，兴废无时，除政治、战乱等因素外，膏膳无资、经费不继是主要原因，“以养无所藉，故教亦难行”。清代书院借鉴历代书院兴衰的经验教训，通过制定书院章程，使养士队伍组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董事制度，保障教养活动有序开展。

　　书院董事，又称“首事”“首士”“院董”等，是清代书院中除官员和山长外最为重要的管理人员。清代书院普遍出现董事一职并形成董事制度，有其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士绅权力的扩张，也有对书院官为经理积弊的修正，时人谓之“俾后此师儒膳膏有出而讲肄不辍也，因定章程，择绅士以董其出纳，聘名宿不越乎桑梓，蓋掌于官不若司于民之便也，求诸远不若求诸近之实也”。

　　书院董事主要负责养士经费的收支。北京延庆冠山书院规定，所有生童课试、各房征收、一切岁修及收发银钱等事，悉归董事经理。山东平阴云门书院道光年间制定规条，明确“书院经费向不由官经理，所有地亩入项及一切支发，公举绅士董司其事”。道光二十五年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梯云书院规定，书院一切事宜公择总理二人在局照管，“凡巨细院务悉归统摄”，如肄业生童奉送山长的贽仪、节敬，“俱归首士于课内除出，奉呈山长以昭画一”，“生童膏奖务须预备净钱随时给发，不得长支，如有长支、挂欠，责令首事赔补”等。山西永济敬敷书院规定每年设立董士绅士二人，掌经费，催当商息项及给发膏火、笔资等事，“生童膏火并一切经费，每月课毕，司课开具清单，向董事一并领取，即行分给”。

　　为保证养士经费安全，书院董事人选一般要求家庭殷实、品望素著者。如湖南芷江秀水书院规定，“书院首士经理谷石业务，必其人鲠直公正，方克肩此任”。广东潮州韩山书院值年董事须“人品老成者”。山西永济首阳书院规定，于书院附近村庄中公举贡生、廩生、文生二人管理院事，“该绅士等须公举身家殷实、品行端方之人交与经理”。同时，为防日久生弊，避免董事盘踞而损害书院利益，负责经费收存、支发的董事多采取新旧轮值的办法，如河北栾城龙冈书院有书院董事四人，每年由二人轮值，“在院常川照料，经理租谷银钱等项”。河北南宫东阳书院议定经管书院的绅士达二十四人之多，“分为三班，八人分值一年，腊月清算账目，交割簿籍。三年轮流一次，周而复始”，可谓法美意良。

　　“枵腹而习诗书，徒手而谈礼义，虽智士亦知其难”，清代书院赓续了我国书院蓄德养士的优良传统，养士活动呈现出经费多元性、对象层次性、队伍组织化等鲜明特点。典息、租银与院田共同构成了清代书院养士经费的主体，是书院因应清代经济活动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清代商业活动对书院教养事业的影响。清中叶以来，社会稳定，人口增长，书院生徒数量日益增加，加剧了养士经费不足的矛盾。书院通过考试划分生童层次，有区别地给予膏奖，较好地调和了养士活动的普惠性与竞争性关系，反映了书院养士活动中的精细化倾向，标志着书院制度在清代的进一步成熟。

　　书院董事职事的出现及其组织化，是清代士绅经营地方事务权力不断扩张的结果。董事制度的形成使书院养士活动制度化，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士绅经营书院的多重面向，其中既有儒家学者有功斯文的精神观照，也有士绅的现实利益需要。无疑的是，清代书院养士活动嬗变所反映的经费、对象、董事等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而导致的书院规制调整，是观察书院制度在清代的流变直至突然谢幕的重要维度，值得深入思考。

　　（作者系南昌师范学院书院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