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1919年1月20日生，江苏扬州高邮人。中国当代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MPA之父”“新时期中国政治学重建首倡者之一”，在政治学、行政学恢复重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引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山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公共管理国际会议名誉主席、广东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被国家人事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等。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顾问等。

撰写、主编《行政管理学》《人事管理》《中国城市管理》《香港行政管理》《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教材约40种，发表专题文章500余篇。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科技奖励办“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发展特殊贡献奖”、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科教兴国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以及（世界）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卓越贡献奖”、美国公共管理协会（ASPA）“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等国内外奖项。

　　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夏书章教授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时代变迁，而且在曲折与困苦中走上了学术报国之路。他秉承着“上医医国”的人生志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定选择了行政学为研习方向，并远赴大洋彼岸进修，成为第一个获得MPA（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的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毅然放弃进修机会，热切归国建设新中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行政学恢复重建的重要参与者，对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发挥了奠基、引领之功。为了全面呈现夏书章教授的学术历程、学术贡献与学术精神，记者于2023年秋在广州采访了夏书章，并结合书面采访写就了这篇报道，希望借此为读者展现中国公共管理学“活的学术史”。

　　“上医医国”的人生志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出生于“五四”前夕，这似乎注定了您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您是怎么样走上行政学研究道路的？

　　夏书章：我出身于旧社会的一个平常家庭。父亲给我们四兄弟定名为书文、书章、书华、书国，根据是“礼义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两句传下来的古训。我已经105岁了，记忆力还有一些，当然有些不一定记得了。但想起小时候中国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就是一穷二白、一盘散沙，整个国家不团结，各个地方都有地方势力，由军阀把持。所以，西方把中国叫作“东亚病夫”。今天，我看到中国强大起来，真的是越老越高兴。中国的强大不是哪一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是综合实力的强大。

　　我高小是在县城读的，全镇就我一个。当时我初小毕业是第一名，城里来的老师认为不升学可惜，才引起家长注意，送我进城。一开始在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走读，但因为不方便，后转入县立第一小学成为住宿生。一小的前身是致用书院，于是把整个校园作为“致用市”，在高年级学生中选出“市长”来进行课余校园管理，如交通秩序、清洁卫生、文明礼貌等方面。我曾被选为“市长”，像是那么回事地干了一段时间。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对“市政学”课程感兴趣，也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市政”即城市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到上海的统考区去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一次冒险行动。我和同学化装成农民，由兴化乘木船经长江前往。报名志愿规定可以填写三个，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已迁往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后改称南京大学）政治学系，第二志愿是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政治学系，第三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学系。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后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经济学系也很时髦，而我的文理科成绩都很好，为什么要报政治或管理学科呢？对于工科，我买不起学习要用的、价钱很贵的计算尺。但真正的原因，也是长期一直有的想法，就是对“上医医国，其次医人”这句古语的印象太深。敌寇入侵，归根结底是国家没有管理和保卫好，以为学政治学可以治理好国家，想法非常简单和天真。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希望国家能早日兴旺发达。我的老伴汪淑钧，也是自己做主选的政治学，原因同样是天真地认为可以争取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由于报考志愿相同，我们便从同班同学、同事到最后成为终身伴侣。

　　我虽然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了，但是怎样进入学校仍是个大难题。当时离开上海前往重庆，面临的是一条非常艰险的旅程。我和同学结伴同行，决心去闯，确实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当时政治学系共分三个组，即理论历史组、国际外交组和行政学组。我选了行政学组，一是坚信“上医医国”的思想，不信“空头政治”，已知“弱国无外交”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等说法，想要真正切实做好治国理政；二是得知系主任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选题即行政学，自己也动了这方面的念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后来也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攻读行政管理学硕士，并成为第一个取得MPA学位的中国人。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夏书章：我是从印度孟买出发经海路到美国的，必须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美国的波士顿。回想起来，到印度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段路比从上海到重庆的路更触目惊心。在飞越“驼峰”的途中，需要吸氧不说，从机窗看下去，那些坠毁的飞机残骸历历在目，表明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

　　到达波士顿后，我原打算直奔芝加哥，因为我的目的地是芝加哥大学。但哈佛大学就在波士顿附近的康桥，我对当时的立陶尔行政学院特别感兴趣。我在向院负责人表达愿望的同时，出示了芝加哥大学发出的同意入学的函件。真是完全没想到，院方二话没说，便立即点头同意，办理正常的入学手续。

　　在哈佛读研究生，让我获益匪浅。对于应用学科，学校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在学习期内，我曾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政府实习。州政府非常欢迎哈佛研究生去实习，安排了办公台，可以到各种会议去旁听并有专人负责联系。说来也巧，康桥市的市经理作为在职研究生与我同班，他知道我对城市管理感兴趣，便邀请我去参观访问，使我有机会了解到不少关于社会、治安、交通方面的管理实况。

　　奠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哈佛取得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后，为何放弃了继续深造，选择回国从事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

　　夏书章：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正在美国。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我当然非常高兴。当时的心里只有四个大字“不如归去”！为了做好两手准备，我提交了读博的申请并得到批准。但是“不如归去”的心思一直有增无减，于是前往西海岸的加州旧金山市去候船。在旧金山候船可真不是滋味。正式运营的海轮不多，要想早点走、快点成行，必须另想办法。当时，有一种在战争时期临时赶制的“自由轮”，是运输船而非客船，允许接纳少数要赶时间和不计较舒适条件的乘客搭乘。我是个从小不怕吃苦的人，于是乐于作此选择。

　　我们1947年、1948年回去的这批老“海归”主要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我们不是不知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又掀起内战，不是不知道国内的基本形势和发展趋势，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

　　从美国回到上海后，我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当时是江苏学院的院长，得知我回国的消息，发函要聘我为该院副教授。我所在的是政治学系，开设了三门课程，即行政学、市政学和管理学。但江苏学院是徐州唯一的高等院校，平时没有什么学术研讨活动，人心思去是公开的现象。

　　收到中山大学聘我为教授的正式聘书后，我欣然应聘。那时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共有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四个系。我在中山大学讲授的三门课程，即行政学、市政学和行政法学，都与城市现状有密切关系。我的课不只是在教室里讲讲、黑板上写写，尤其是市政学，我常带学生到市区走街串巷、实地考察。我发现新中国成立前的广州面貌同所处的地位并不相称，城市建设说不上有什么计划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收到广州市人民政府由叶剑英市长签署的聘书，聘我与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的一位教授担任新成立的城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这也使我们能够看清新旧城市领导工作的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政治学专业被取消。在这种环境下您是如何坚守学术理想的？

　　夏书章：1952年开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在院系调整中从有到无，1960年复办哲学系内设政治学专业又从无到有，可是“短命”只有一年，又无疾而终。再后来还成立过政治学系筹备小组，不久又被撤销。就在这一起一落、忽起忽落的过程中，直至1988年总算有了着落，成立了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政治学专业停办以后，我仍在哲学系工作。系里只有哲学专业，打算成立一个美学、伦理学、逻辑学教研室，我决定为开设伦理学课程做准备。因为伦理道德问题在政治学和行政学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培养人才要德才兼备，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1963年，校方调我任副教务长，于是我离开了哲学系。开始有点不大习惯，不过我学习、研究的专业是行政管理，有实践的机会正好学以致用，好好理论联系实际。记得很有趣的是，一次参加全国性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会议，照例要填写报到表格。我作为重点高校的代表只填写了教授，没有填副教务长的职务。另有某普通高校的代表是副教务长、讲师，只填了副教务长，没有填讲师。结果在安排住宿时，我被分配住在散铺，讲师却住了单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2年1月29日，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夏书章：最重要的是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因为“赶紧补课”中有政治学。198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议期间，与其他到会老教师共10人一道，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先在六所综合性大学设置政治学系。上书全文发表在《政治学研究通讯》1980年8月30日试刊第1期。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已经正式成立，复办政治学系正在积极筹备。这里首要涉及政治学和行政学两门课程，政治学自不待言，行政学则较感陌生，因而很有必要大声呼唤以引起注意。特别是我刚从美国任教回来，在这方面也了解到一些新的发展情况，所以强调了行政学研究。

　　1982年4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全国政治学短训班。我应邀赴沪讲政治学、行政学专题。参加这次短训班的几十名学员，后来都成为这两门学科的教学骨干。在这个班上，渐渐把筹建行政管理学会和办行政管理学杂志的事情提上了日程。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召开行政管理学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出成立全国性行政管理学学会的建议。会后，我被任命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时，刚开始打算挂靠在人事部，1988年正式成立时是挂靠在国务院办公厅的，这也体现了国家对这个学科的重视。之后一路过来发展得很快，一直到成立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学院，大举开展全国政府系统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政治学到行政学，从行政管理学到公共管理学，您怎么理解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

　　夏书章：西方虽较早有政治学与行政学之分，但汉语中的“政治”一词，已十分明确地表达政必见之于治，治即所行何政的问题，二者融于一体，密不可分。根据汉字的解释，“政者正也”。正不正，看行政，要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没有良好的行政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新兴学科，行政管理学或者说公共管理学是从国外引进的。这就有一个如何实行“洋为中用”的问题。

　　至于学科性质，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质性内容。英文的学科名称“Public Administration”基本未变，但因创始于政府行政管理，故译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后来内涵拓宽，兼及非政府组织活动，又以译为公共管理学为宜。中国引进了MPA这个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国务院学位办便将公共管理学定为一级学科，而将行政管理学定为二级学科之一，专门讲政府管理。对于将Public Management译为“公共管理”，而将Public Administration译为“公共行政”的认识和做法应当慎重，要看到两者是并存而非替代关系。

　　不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性质都在于应用，这与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关。Public Administration同另外一门学科即工商管理是相继出现的，先出现的是工商管理。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商界竞争激烈，管理得好不好关系重大。美国开始有人研究，形成了早期的工商管理学科。与此同时，美国工商界已察觉除自身管理外，若政府工作效率很低，不能及时办好有关手续，工商管理必受影响。于是有人发出呼吁，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注意，提出政治与行政“两分”之说，有建设公共管理学这门新学科的必要，以更好地配合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更是体现了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应用性。从1998年您撰文呼吁设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到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设置方案》，MPA教育在中国已相当普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中国MPA之父，可否讲述一下中国MPA创办的背景和历程。

　　夏书章：工商管理硕士（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公共管理硕士（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被国际公认为比较有效的学位。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厂长、经理等需要了解国际情况，便先引进了MBA。后来因为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工作显得重要，引进MPA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引进和设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开始于1998年。引进之前，我们慎重行事。我的建议载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年第4期，随后又发表了《要加强“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一文。接着，由6所高校发起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证会”先后在北京、上海、厦门和广州举行，我都参加了。最后认为可行，经上级批准，在有研究生院的24所大学招生，后来很快发展到百所以上。它同普通学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要求，更注重学以致用。我们有几百万公务员、两三千万公共管理人员，MPA还大有发展余地。但对某些官员拿学位当“垫脚石”或“敲门砖”的情况，应当引起注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学，表示要做一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摇旗呐喊的老兵。您怎么理解“中国特色”？

　　夏书章：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照搬国外的一切，不仅不会成功，还会带来副作用，甚至反作用。这是因为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不同的社会制度固然不能照搬照抄，即便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能只是一种模式。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自己的特点去办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之所长、补己之短，创造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学科来。

　　学习行政学，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如何使行政管理工作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的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我认为最重要的“主心骨”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服务。这一点不仅要落实，体现于理论和实践之中，而且要经常和随时提醒每一个人。实际上，管理就是服务，公共管理就是公共服务。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须勤政、廉政；专为人民服务和当好社会公仆之业，要敬业、乐业。”

　　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时，印象较深的是旁听生明显不少，反映了学生们对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浓厚兴趣。记得某次讲到中国“四个现代化”时，听众起初并不当回事。但听到我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美国、日本、苏联的现代化时，气氛马上转变了。这是“中国特色”在起作用，它是有吸引力的。

　　说到此，不能不联想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世界热销的盛况。大家看到中国和平崛起，总想知道是何原因，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应是治理有方，所以特别感兴趣。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不仅是中国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您的研究历程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与变革的一个缩影。从您20世纪80年代关于机构改革的探讨、关于引进MPA教学模式的呼吁，到20世纪90年代围绕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行政的研究，以至于21世纪以来对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合作治理的关注，既紧扣了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实践命题，也展现出相当开放的国际视野。您是如何做到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甚至全球关怀的？

　　夏书章：做学问不能闭门造车，公共管理的普遍存在，真可以说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甚。愈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公共管理愈是受到重视，水平也愈高。当然，各国、各地的情况不同，现状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可以进行比较和参考，借鉴成功的、有益的经验。参考、借鉴很有必要，不仅可以少走、不走弯路，而且常能拥有后发优势。这也正是我们既主张坚持中国特色，又坚持与国际接轨的原因之一。

　　各自也可以同自身的过去比，从而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文化自信很重要，不仅要洋为中用，也要古为今用。比如，《孙子兵法》是中国的古典名著之一，不仅军事界必读，管理学界也很重视。日本曾有工商管理界要学习中国三本书的要求，一是《孙子兵法》，二是《三国演义》，三是《西游记》。这些也可归入“中国特色”范畴，但现在老祖宗的东西我们学得比较少。自己的宝贝自己要知道，要以我为主，以现在的需求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90高龄时还在《中国行政管理》上开设“夏老漫谈”的专栏，论域涉及社会热点、具体行政问题和现代行政理念等方方面面。您是如何保持这么强大的脑力的？对于后辈学人又有哪些期许？

　　夏书章：从我的经历看，真正从事专业工作是自60岁开始的。所谓“长寿基因”，至少在我身上恐怕很难沾边。因为我没有见过祖父和伯父，父亲30多岁就去世了。老伴曾经写过一张夏氏简易养生法，有这么四句：“饮食有度、作息有序、生活有趣、心中有数。”比较难的是“心中有数”，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渐加深体会。若能对有些事情看得开或看得破，或许有助于无损乐观情绪。说得更简单点儿，我是能吃、能睡、能动、能想、能看、能听、能写、能讲，年纪大了，动作慢些，听觉、视觉差些而已。据说，手写文字有许多好处。果真这样，我也算从笔耕中获益了。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行政的实质在于“行”，要脚踏实地，结合实际。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不能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同时也要多吸收传统智慧。要有合作的理念。学术机构要和政府、产业机构合作，做到学以致用。全国人民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齐心协力、奋勇向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公共管理学作为治国理政之学，今天是大有可为的！

　　［本文标题引自夏书章教授夫人汪淑钧贺夏老九十大寿所写藏头诗的前两句，以此为题既是对夏老一生教书育人、学术报国的总结，也是对二人伉俪情深的纪念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