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当代世界的地位与作用颇为吊诡。科技的发展似乎让理性风光无两，即便面临取消人本身价值的巨大风险也义无反顾。这种发展在人类面前似乎“反客为主”了，因为这种发展本身仿佛就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以致科技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必要参与有关这种正当性的争论，更谈不上反思自身的界限了。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脑机技术自我迭代的速度几乎超出人类的想象，人所忧惧者乃是能否搭上这班“快车”，是自己在此事上还有几分“发言权”，会不会面临被淘汰的结局。而本应承担起反思任务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一部分为上述发展辩护，另一部分则纷纷以“非理性主义”“有限性”“克服虚无主义”为名义，限制乃至抛弃理性。在这里，理性往往被当作“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的同义词，似乎生来就披戴着“不正确”的色彩，以致学者们需要不时站出来为理性正名（如聂敏里《启蒙的前提》一文）。当然，我们可以将这里的问题归结为科技与哲学双方（以及不同的科技流派与哲学学派）对理性的界定各有不同，从而让双方继续相安无事。但这毋宁说是回避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当代世界需要重审理性的“边界”，重估理性的“价值”。须知科技无反思则盲，哲学无远见则空。
但要获得反思的力量，首先需要的是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我们若是将目前这种“科技飞升、人文疲弊”的局面认作前所未见的真理，那就太短视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当代理性陷入的这种局面可能是理性历史上最为逼仄又充满偏见的一种形态。
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若是从“形式”与“可理解性”的意义上来看，几乎与世界具有同样宽广的外延。西方形而上学的始创者巴门尼德无论在其六音步诗对“说服之路”的描述中（“不可说也不可想的就是不存在”），还是在其附带提出的“思有同一”说中，都表露出“所知即所是（存在）”或“所是见所知”的迹象。纵观古希腊主流哲学传统，巴门尼德由此为希腊哲学奠定了学脉路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希腊意义上的知识并不似现代科学这般以人对事物规律、本质、系统关联的设定为尺度，而是以事物形式与真理的呈现为务，因而一切人类求知活动（不仅包括理论活动，也包括实践活动），以及一切致力于此的心灵活动（不仅包括理智，也包括意志、感性），皆可成为理性的一部分；反过来说，事物之是（存在）也必须在形式或其“所是”的统领之下才能显现出来，因而其客观呈现方式不是别的，正是各层面的知识。换言之，这形式不是人为了把握事物所拟定的“确定性”脉络，而是人的求知活动与事物存在本身所遵循的同一个“秩序性”方式。柏拉图由善的理念下贯至感性事物的层级宇宙观，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与灵魂五种求真方式，即技艺（technē）、科学（epistēmē）、明智（phronēsis）、智慧（sophia）和努斯（nous），皆可视作在前述巴门尼德路向上得到的成果。总的来说，古希腊的理性虽然并无现代理性那样强的确定性与科学系统性，也缺乏中世纪那种触及心灵深处的力度，在很多方面甚至并无清晰的边界，却树立了一种借助形式的理解（主观方面）与向形式的聚集（客观方面）而在人类各种求知活动、心灵活动之间相汇通，也在人与世界之间相贯通的模式，是一种值得现代人参照的理性观。这里人们尚未像当代这般，以实践、意志、意向性、存在、潜意识、他者、延异为名义将理性狭窄化或脸谱化。这从一方面来看固然是理性“不发达”的表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不可视作对当代形格势禁的理性观的一种警醒。
中世纪思想开启了理性的内心化（亦称“内在化”）过程。这意味着事物虽然依旧通过其形式被把握与显现，但这形式必须采取“向内然后向上”（奥古斯丁语）的路径来理解。虽然学界关于自由意志论奠基于斯多亚派还是奥古斯丁的争执尚未尘埃落定，但基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理性在自由意志的作用下发生内向“弯折”，进而以三一论（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的方式把握万物的存在与意义，这一系统性变化毫无疑问发生在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中，而非发生在希腊化哲学中。所谓“黑暗中世纪”之说从宗教裁判所、猎巫运动等极端事件来看确有其道理，但主要还是后世带着傲慢眼光进行的一种妖魔化，也带上了太过浓重的“文明—蒙昧”二元偏见。实际上，就个人理智能力来看，中世纪人根本不欠缺理性，也没有流俗想象的那样愚昧，中世纪社会也绝非黑暗一片，理性在中世纪从来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中世纪理性并未采取现代科学这种无远弗届地笼罩全部生活的学科建制模式，而是一种信仰模式。但所谓中世纪“信仰与理性”之争也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迷信与科学之争，它更多是谦逊与傲慢、天理与人欲之争。在一些虽然暂时不能被理性穿透却事关宇宙秩序的议题上，神学家或许会提出“因荒谬而信”的要求，然而“由理性而服”却也是生活的常态。
近代以来屡屡发生的关于理性正当性的争论大致分为两种模式，即理性或者采取攻势（理性反对非理性，常见于启蒙时代），或者采取守势（在种种“原初状态”的包围之下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虚构”这类角色，常见于现代性批判浪潮之下）。我们从“理性主义”之名在不同时代人们眼中褒贬易势的过程中，便可以看出这两种模式的转换。但这个转换还不能简单拿“时代变幻”这类外在而无力的说法来解释，它与现代理性的“内卷”特征相关：在现代科学中，前现代学问关心的事物“本性”与“秩序”被贴上“隐秘的质”（qualitas occulta）这一极具贬义的标签，而力、价值、承认、正当等关系性概念则更受青睐。这标志着现代理性由前现代的“向上”转为“向内”，但这里的“内”主要指“世界之内”，而非仅仅指内心。现代理性关心的是通过世界内部的规律、价值与事功获得内心的“确定性”，企图以此祛除如影随形般与这一做法同根共生的“虚无主义”，而不关心事物在宇宙秩序意义上的是非曲直。现代关于人类各种求知活动与心灵活动之间孰高孰低的争执，以及实践、意志、意向性、存在等议题对于理性发起的挑战，背后的深层动机就是要打破现代理性的这种“内卷”趋势（尽管发起挑战者未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类争执与挑战似乎不可简单以“破坏欲”“求新逐异”等心理原因来解释。由此看来，有关理性地位与作用的争论实际上是“理性内外”之争。
在西方历史上，有关“理性内外”问题最深刻的争执无疑是由谢林与黑格尔发起的。谢林在自《近代哲学史》（1827年）以降的多部未发表作品中，反复说到包括黑格尔哲学以及他自己早期哲学在内的西方形而上学基本上都是一种否定哲学。这意味着过往的思想无法真正触及现实，只能构想一种思想中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哲学始终立足于理性内部看待事物，即便它在觉悟之下奋起追寻绝对者，那也是理性内部的行为，不能代表绝对者自身的情形。而谢林自己用来补正否定哲学的那种肯定哲学，则致力于描述绝对者如何主动演变为以理性为顶点的现实世界。只有将这两种哲学合而观之，思想才是完整的。谢林身后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到20世纪诸多思想流派，都放大与改写了谢林肯定哲学的质料主义一面，而肯定哲学中描述绝对者的一面则被有意略去了，纷纷强调某种原初状态，将其作为形式性因素的源发之地乃至归宿。
但黑格尔在谢林的批判面前并非全无可自辩之处。黑格尔并非在一种自身封闭着的理性之“内”看待位于理性之“外”的现实。首先，他并不承认有什么完全位于理性之外的现实，“思有同一”是他一贯坚守的思想传统。其次，他对于理性与现实的自我封闭化趋势有很强的自觉，也明确将理性突破这种趋势的可能性作为最高环节纳入每一个核心范畴的演进过程中。比如，在《逻辑学》的全部范畴展现出的“三一结构”中，前述封闭化趋势与突破封闭的可能性就分别体现为第二个环节（二元设定）与第三个环节（思辨统一体）。由此看来，谢林与黑格尔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巨人之争”，他们的思想大致可分别视作在理性的“外侧”与“内侧”反思理性的封闭化趋势，也可以视作对后世影响至巨的两条可行之路，但无论如何不能视作“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或“一方抽象、另一方现实”这种简单的对立关系。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至少可以获得两方面的教益：第一，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上可谓“一以贯之”，与西方文化本身固有的形式感深度关联，所以我们考察理性问题时需要与这一长程历史相配的更大眼光，而不能仅从“非理性主义”兴起以来的种种思潮出发来看待理性。第二，相比于理性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种种虽然不够“科学”与“系统”，却无疑更为广阔的局面而言，它在当前所处的格局相当局狭、割裂，终非长久之计。
科技与人文的眼光若是仅限于当前这种局面，以消灭或嘲笑对方为能事，忘记历史上与对方同根共生的源头，最终受到伤害的一定是人类本身及其生活世界。科技若不追溯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来源与限度，执着于在效果与表征层面排挤乃至替代自由意志，为当前这种表面上的荣景沾沾自喜，恐怕会断绝更深远意义上的人类生存与提升之路。人文若是继续拱手将理性奉送于科技，遗忘其自身在近代早期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道产生的情景，将理性在历史上曾经开拓的广大资源弃之不顾，这也绝非人类的福音。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暨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