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致被称为“三千年未有大变局”。这种变化既给人类带来发展和进步，又给人类带来自身的异化。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呢？笔者认为，解决办法是回到作为生活世界母体的我们自身的身体。因为身体既作为“欲望机器”为这种新技术的生产提供了动力，又作为生命的基点为我们指出了走出这种异化的真正途径。
重返身体“两一”之道 解构数字技术“同一”之思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从网上订票到会上PPT的使用，哪一点都不能离开数字技术。另一方面，这种数字技术又以它的“数码化”“程序化”“流量化”带来了人的异化。“数码化”使人完全被还原为一个数字，“程序化”使人完全被编程为计算机的一道程序，“流量化”使人生价值取决于粉丝数量以及社会地位。
那么，这种数字技术赖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同一”逻辑。我们知道，数字技术以计算机为依托，计算机的计算又是以数学为依托的，而数学显然属于思维的“同一”化逻辑。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有别于思维的身体的逻辑，也就是辩证的“两一”逻辑。这种逻辑是由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提出来的，他认为无论是身体行为和行为对象，还是身体感觉和感觉对象，双方是互动互生的，所以身体逻辑是一种“交织”“两可”的逻辑，是一种二而一、一而二的“两一”逻辑。实际上，这种“两一”逻辑恰恰就是中国式逻辑，也即中国的“两一”之道。这一点从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尚书》的“维齐非齐”、张载的“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等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思想家在解构数字技术异化时，都把矛头指向“同一”化逻辑。比如，韩炳哲认为，在数字化社会，这种“同一”化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性的“点赞”风靡。再如，《数字乌托邦》的作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使员工配带一定设备而更好地跟踪他的一举一动，把效率至上的泰勒主义推向极致；可以使汽车保险人、健康人寿保险人更好监测客户，从中能够使所谓的“量化自我”这一科学理想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家也都使自己诉诸“两一”之道。例如，他们更主张“保持距离”而非“消除距离”，更主张说“不”而非说“是”，更主张“与他者的关系”而非“唯我独尊”。他们认为，正如刘慈欣《时间移民》表明的那样，地球的发展必然是从“人工文明”重返“原生态文明”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重返身体“虚实相生”之道 解构虚拟技术“相由心生”之幻
虚拟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仅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生产设计、提高效率，还可以在虚拟环境下进行手术练习，减少真实手术的风险，亦可以在虚拟游戏里穿越时空，体验生命的无限丰富性。笔者曾经体验过这种游戏，它既可以把你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滑雪，也可以使你在拳击场和拳王一决雌雄，亦可以使你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进行枪战。另一方面，这种虚拟技术又以它的“高仿真”“遁入图片”“符号消费”带来人的异化。“高仿真”使人们无从区别真与假、现实和非现实，以致在电影《仿生人》里如何鉴定真人和仿制人变得极其困难；“遁入图片”以所谓“狂看”“呆视”使人类彻底沦为“低头一族”；“符号消费”使今天的人们更看重商品的象征价值、品牌效应而非使用价值。
那么，这种虚拟技术赖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相由心生”。如果说“相由心生”以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语言上的话，那么在今天随着虚拟技术的出现，这种“相由心生”已经成为现实。也就是说，随着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的移动，你既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一切，也可以抹掉你不想看的一切。显然，这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世界，是一个完全“唯心化”的世界，也是一种有心无身的“单向度”的异化世界。另外，与此不同的还有一种“虚实相生”的世界，也即一种“身心一体”的世界。用梅洛-庞蒂的话表述，这种“虚实相生”就是“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统一；用中国哲学的话表述，就是老子的“有无相生”、《中庸》的“不见而章”、张载的“虚空即气”、理学的“显微无间”。
今天学者们对虚拟技术异化进行解构时，都把矛头指向这种“相由心生”。比如，拉尼尔把“虚拟现实”称为“任意现实”，把VR技术视为“心灵感应的魔法”，认为沉溺于VR技术的人，由于停留在物我不分的儿童阶段而“永远都长不大”。再如，韩炳哲写下《非物》一书，明确指出虚拟技术代表了一种目中无物的“非物”取向，他写道：“无论传真机描绘得多么精确，传真机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家也从“相由心生”走向“虚实相生”。针对今天信息图像社会热衷于“曝光”“透明”的现象，在继承海德格尔“澄明”即“遮蔽”思想的基础上，韩炳哲为我们推出一种“遮蔽美学”。这种“遮蔽美学”主张美“既是开放的，又是隐蔽的”，它“通过一层薄薄的象征话语的面纱来说话”。这种“遮蔽美学”让我们从太阳的天空回到现实的大地，因为这个大地有着不同于手机的“平滑”的“摩擦”，有着“创伤”和“灾难”，有着海德格尔笔下的梵高的鞋里“劳动步骤的艰辛”“长途跋涉的韧性”以及“飘荡着大地无声的呼唤”。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审美救赎”消除异化的思想又一次复活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是通过诉诸“新感性”来实现的话，那么一些思想家则是通过“澄明”即“遮蔽”来实现的。两者相较，后者更多体现了对中国古老的“虚实相生”思想的回应。
重返身体“道法自然”之道 解构生物技术“人造生命”之求
生物技术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直接涉及人自身生命的改善，生物技术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电刺激和芯片植入技术的发明，可以使聋人听到声音，盲人看到世界；脑科学技术的进展，可以记录和回放人梦中的图像，使潜意识的神秘得以真正破解。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又以“基因改造”“克隆技术”使人自身面目全非。“基因改造”虽可改进人的遗传基因，但也可能使我们迎来“超人”“优秀人种”统治人类的恶梦；“克隆技术”虽可为我们复制出人的器官乃至人的整个身体，但它又加剧人的“同质化”。
那么，这种生物技术赖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人造生命”这一人的自大。这种人的自大始于人改造征服自然的野心，在今天随着生物技术革命的出现，它膨胀得无以复加。与这种“人造生命”有别的是一种“道法自然”。在生命科学中，这种“道法自然”也就是一种“生命自组织性”，它强调生命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自我改进的性质。在梅洛-庞蒂那里，这种“道法自然”即他所说的身体哲学，是一种“跛行”的哲学（不刻意行动和作为的哲学），就是海德格尔生存哲学所说的“让在去在”。在中国哲学那里，“道法自然”更是为人倍加强调，除了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外，还有庄子所谓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戴震所谓的“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
“道法自然”思想不仅是对“人造生命”取向的有力纠拨，同时也为生物技术异化的解构指明了方向。因为，显而易见，生物技术的终极宗旨在于服务和提升人的生命健康。那么，如何才能提升人的生命健康？答案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所谓“治未病”就是增强人自身的体质、提升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在今天，免疫疗法、“第三医学”的出现正是这种“治未病”的体现。免疫疗法针对的靶标不是肿瘤细胞和组织，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第三医学”是以人体保健为核心的全新医学，这种医学认为80%的健康答案在医院之外，主张“每个人都应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这使我们来到如何解构生物技术异化的最终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加强谦卑”。对什么谦卑？对自然谦卑，对他者谦卑，而不是强调“人类中心”，不是强调“主体至上”。其实，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国古人讲“满招损，谦受益”、讲“虚怀若谷”、讲“持满戒盈”、讲“不敢为天下先”。所以，这意味着要解决生命科学问题，首先要从做人开始；意味着即使在唯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伦理学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第一哲学”。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