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所著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自2015年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地受到好评。不少海外媒体评价称，该书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以正本清源的态度，演绎了一部聚焦东方的世界史，还原了发源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与文明交流的繁荣图景。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弗兰科潘，请他从世界史视角讲述丝路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
弗兰科潘向记者阐述，有关古丝绸之路研究的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非在欧洲而在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人类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以及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的观点，均是一种包含强烈主观色彩与文化偏见的偏颇认知。
丝绸之路编织出文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出版后，许多读者将其称为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并表示在书中遇见了一个由起源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编织的宏大文明世界。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弗兰科潘：历史是复杂而微妙的，描绘历史需要一张巨大的画布，也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视野。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多个国家馆藏的近3000份史诗文献，试图通过大量珍贵的资料将丝绸之路的历史组合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完整体系。在书中，我也不断切换视角去还原关于古丝绸之路漫长历史的大拼图。
根据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16世纪西方开始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之前，丝绸之路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便是16世纪之后，丝绸之路依旧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应当说，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西方学者热切探索中国及其文明历史的今天，《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能够为向世界介绍并传播丝路文明尽绵薄之力，我为此深感荣幸。
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历史可谓一部浓缩的世界史，它见证了遥远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明往来。发源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描绘了一幅世界史长卷，这一长卷时间跨度2000多年、影响地域涵盖全球。丝绸之路使中国太平洋沿岸以及非洲和欧洲大西洋沿岸联系在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货物流通，以及穿越亚洲之脊的陆上贸易往来成为可能。可以说，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构成了2000多年前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
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白帆”，曾经让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文明元素风靡全球，客观上促成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国家辉煌，推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迅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作为多种文明相逢与汇聚的地域，不同种族与信仰的朝圣者、商人、牧人、学者、僧侣，在这条通道上往来。伴随着他们的足迹，货物、宗教、语言、艺术、智慧得以创造并传播。
至今，一些学者仍致力于研究古丝绸之路上中国汉朝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与文化往来。在汉朝的兴盛期，罗马帝国也正处于鼎盛时期，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地区、北非和中东。马匹、皮革、纺织品、肉类等商品的往来，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双方在这条古老要道上的积极互动形成了一条不间断的文明地带，并与四周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发生着碰撞与融合。
丝绸之路曾长期是世界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世界舞台的中心并非在欧洲而在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请问理由是什么？
弗兰科潘：长期以来，欧洲主流学界一直将“地中海”宣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甚至“地中海”一词本身的含义即为“地球的中央”。然而，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通过大量的文献调查与研究分析，我一直坚信，古丝绸之路穿越的亚洲腹地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丝绸之路曾长期是世界的中心。
事实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很早就提出了“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他认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应置于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去比较和考察。
多年以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认知的加深，我愈加坚信：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之间的那块亚洲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事实上，今天许多文化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最初在这里发源，甚至人类本身就是在这里诞生。这一区域拥有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几大河流：黄河、长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湄公河。
这几大河流的流经之处产生了人类早期文本书写，世界上第一批村落和城市在此诞生。这些村落和城市如同串串珍珠，点缀在亚洲屋脊之上，见证着人类早期商品交易市场的形成。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和人口数量的日益增长，城邦作为早期“国家”的形态因此产生。以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市为单位，一些大规模的文明地带由此形成——图书馆、礼拜堂、教堂、大规模的天文瞭望塔在这些地带涌现，其文化影响遍及四周。宏伟壮观的建筑、纵横交错的街道、精密复杂的排污系统等，都创造了古代世界的奇迹，即使是多年之后的欧洲也无法与之媲美。
此外，这条东方古老通道上诞生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人类史中的圣人，而这一时代亦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的“轴心时代”。今天，他们的思想结晶依然指导着现代人类前行的方向。可以说，这是全球历史上主要事件发生的地域，是全球贸易曾经最为繁荣的地域，也是拥有着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等最为兴盛的几大文明形态的地域。
“东方学”术语暴露文化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西方仍盛行着对于东方文化的种种偏见，您在书中对此予以批驳，并指出“东方学”一词的产生暴露了这些偏见。请您详述这一观点。
弗兰科潘：“东方学”这一术语最初是作为一个刺耳并带有否定意义的理论名词而产生。这一理论名词认为东方不够发达，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一些西方人用有色眼镜去观察东方地区，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落后而怪异的存在，甚至得出“野蛮的东方”一说。今天，对于东方文化的偏见在西方依旧可以寻见踪影。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东方已经再次成为全球中心。英国国防部曾经在一份报告中盘点了未来数年世界将要面临的趋势，其中一点即为“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事实上，西方成为所谓“世界的中心”，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这种转变主要由15世纪末的两次海上航行所带来。首先是15世纪末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为通向美洲铺设了道路；其次是几年之后达·伽马绕非洲好望角取得成功，并远航到印度，由此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两次新的航海发现使得西欧从一个闭塞之地变为全球贸易和交通的支点。
然而，西方在短期内实现的崛起带来了一系列有关历史解释权、海上通道主宰权等的竞争。一些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观念、行为在西方被强调，世界历史的过往被扭曲，西方的崛起被渲染为一种历史逻辑的必然。
我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对于历史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书写方式，暴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选择性地过滤掉所谓“低劣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为政治目标服务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谈论某一种民族的优越文明如何改善或提高其他民族的文明，意味着背叛历史、背叛科学、背叛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言，今天西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效益，然而这一点为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所忽略。请您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
弗兰科潘：我在书中试图证实，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崛起与古丝绸之路上涌现的外国商人群体密切相关，新买家和卖家的到来为欧洲国家的当地生产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促进了航运等新技术在欧洲的传播，这使得丝绸之路上的货物能够比以前更快、更便宜地运到欧洲消费者手中，并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大规模的贸易增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因素后来变为了促使西方帝国主义生根发芽的种子。
曾经，来自古丝绸之路的手工艺品极大地吸引了西方学者。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探寻者在这条古老的通道上掠取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将这些文物以“照管”和“保护”之名，带回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如今这些文物馆藏或散落于世界各地。事实上，所有历史上的帝国在扩张时都会做类似的事情：掠夺他国的财产和遗产。大英帝国亦是如此，其在历史上铸就的“日不落”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古丝绸之路上财富的搜刮。
今天，许多文物终于回到了中国的怀抱——除了一些政府官方渠道的追索，也有一些慷慨而富有的中国买家从画廊和拍卖会上获得，并将它们捐赠给中国的各类收藏馆。这构成了丰富的历史循环的一部分，我为此感到欣慰。
古丝绸之路迎来再次兴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当今西方的所谓“丝绸之路衰落”说？
弗兰科潘：我注意到了“丝绸之路衰落”这一言论的存在。我认为，一些欧美大国在面对发源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时，缺乏一种站在全球史角度、宽广宏大的视野。不少所谓“西方著名知识分子”宣称，今天的丝绸之路不再是过去那个可以影响世界的重要枢纽。然而，只需后退一步，就可以获得更宝贵的洞察力和更卓越的眼光。
自古以来，各种思想、习俗、语言都在这个连接着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相互碰撞，这一状态到今天依然在持续。时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仍旧印刻着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且这些足迹在岁月中留下的印记至今仍无法抹去。
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丝绸之路依旧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值得庆贺的是，它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绵亘千年，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迎来了再次兴盛。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未来的世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造福世界的伟大创想，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繁荣的回忆，也激活了这一古老通道的辉煌历史。
在中国政府的精心打造下，大量投资被用于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长达7000英里的渝新欧国际铁路从中国一直通车到德国杜伊斯堡附近的物流中心——习近平主席曾于2014年参观过这里。在古丝绸之路上，一捆丝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才能从亚洲运到欧洲，而今天只需要几个小时。
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有关投资海陆通道等与共建国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英工商峰会上指出，“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这句表述令世界印象深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西方大国仍在继续着昔日帝国主义的旧路。
把造福世界的“幸福路”铺得更宽更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丝绸之路及丝路精神能够为当今世界带来哪些启示？
弗兰科潘：与一些西方大国所面临的动荡、撕裂与危机相比，今天的中国是繁荣、成熟而稳定的中国，实现了人民无忧无患和国家长治久安。今日亚洲尤其是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策略专家和外交家关注的焦点。过去几十年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摆脱贫困，经济实现令各国艳羡的飞跃。在许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后果往往不可控，要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易事。然而，中国做到了这一点，这与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的有效决策密不可分。
相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注重未雨绸缪，这使得中国更愿意去用心倾听自身的过去、去耐心了解其远邦近邻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经验。如今，中国政府不仅有序渡过自身发展的调整期，以应对经济新常态阶段涌现出的新特征，也正在以开放包容的眼光适应当今世界转型变化的节奏。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自然会让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偏见越来越深。在西方外交家乐此不疲地谈论“全球霸权”和“全球影响力”的时刻，中国正在实现一种和平、友善和文明的崛起。这一理念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中，依旧能找到许多回响。例如，中国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穿越印度洋至非洲东海岸，为非洲人民带去了和平的愿望与真诚的友谊，而非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
此刻，人类生活在一个动荡和困难的时代。世界还未完全走出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仍在，中东局势依旧动荡不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取代人类的担忧日益上升，全球气候问题愈加严重。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国家须意识到，与中国扩大合作不仅对彼此有益、更对世界有益。
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密切、频繁的人类往来可以极大地促进创新与合作。人类应当欢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带来的开放性影响，将使得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得以进步、在文化领域得以丰富。历史的长河已经证明，抵制变革或坚持文化标准化只会带来历史的不幸，且这种不幸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著。“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应当成为主流——此刻，世界需要这样的丝路精神。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正在把这条造福世界、惠及各国的“幸福路”铺得更宽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