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以下，历代学者多认为诸侯可入王朝为官。首倡其说者为西汉大儒毛亨，《诗·缁衣》毛《传》云“诸侯入为天子卿士，受采禄”；其后，郑玄、孔颖达、徐彦等皆从之。历史学家杨宽在《西周史》一书中亦谓：“成康之际……由四方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侯’，由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始有学者怀疑旧说。例如，王治国的《西周诸侯入为王官有无考》（《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一文即谓，文献中未见有称“侯”者可同时为王官的情形，诸侯入王朝为官“与分封制度相悖”。笔者以为，新意见的提出为讨论传统问题带来了新角度，但旧说亦有所据，不宜全作否定。
第一，“侯”可同时担任王朝职官。《尚书·顾命》载周成王病危，乃嘱咐大臣辅立大子钊，大臣有“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其中的“卫侯”（康叔），清人皮锡瑞以《史记·卫世家》所载顷侯以前卫君皆称“伯”，认为《顾命》“卫侯”当为“卫伯”之误，朱凤瀚、王治国据此提出，卫国直至顷侯时才拥有诸侯身份，所以《顾命》“卫侯（伯）”实以畿内封君而非以诸侯身份担任王官。
然据《尚书·康诰》所载，卫康叔受封时称“侯”；西周金文亦载，卫康叔在位称“康侯”（康侯丰鼎）。清华简《系年》说，成王、周公东征成功，思及夏商灭亡之由，乃广建子弟，“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故“康侯”之康指“康丘”，乃卫初封之地。《左传·定公四年》亦谓，康叔始封“殷虚”，赐以“殷民七族”，疆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此外，“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有阎之土”，杜预《注》：“卫所受朝宿邑，盖近京畿”，可见康侯除出封旧殷，还在王朝“共（供）王职”。因此，《顾命》所载说明至少在成康之际，卫康叔仍担负王朝职事。至于《卫世家》载卫顷侯以前国君皆称“伯”，未必与其诸侯身份冲突，“伯”有“长”义，兼有宗法、政治两重含义，西周金文诸侯亦有称“伯”者（如“鲁伯”“晋伯”）。卫国早期国君以“康”为族氏，说明当时非以卫为居地，所以沬司徒疑簋仅称“鄙于卫”，直至顷侯时才迁至淇卫，此应属于诸侯迁徙之例。
《顾命》亦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意为太保命仲桓、南宫毛跟随齐侯吕伋率领二千戈及虎贲之士，迎康王钊。吕伋之身份，伪孔《传》谓“为天子虎贲氏”，日本学者赤塚忠《书经》谓吕伋世袭师尚父之军权，为周王朝军事长官。大公曾任大师，职掌军事，文献多载。根据金文，“师”常职司“虎臣（贲）”之类军事人员（如师酉簋、询簋等），而吕伋统帅仲桓、南宫毛及执戈、虎贲之士，与金文“师”职相近。尽管太公望后人是否有支庶留在王畿，目前尚有疑义，但从《顾命》可见，至少其子吕伋为侯时，曾在王朝“供职”。
此外，西周中期善鼎铭文记载：“王曰：善……余唯肇申先王令，令汝佐胥繹侯，监豳师戍”，王命善佐助繹侯，监督豳师。“佐”“胥”常用于辅佐上级的语境，如兴钟载王命兴“胥尹典厥威仪”“夙夕佐尹氏”，尹氏即为兴的上级。善鼎中器主善为王官，作为其上级的繹侯亦当如之。而且，从善的职事“监豳师戍”看，繹侯所任王朝职事似与统率豳师有关，豳师属周王朝正规军西六师的一支，可见繹侯当为王朝军队的将领。
第二，称“公”与否并非区分王官、诸侯的严格标准。否认诸侯入为王官的观点中，还有一个理由，即王官之中多有称“公”的，但诸侯除始封君，未见有生称“公”者。细铎之下，这一理由也有问题。首先，即便能证明金文中担任王官的“某公”均不是诸侯，但金文中还有许多出身未明的王官，如司马共、师俗父等等，其家世难以获知，是否诸侯亦不易判断。若仅从王官“某公”不是诸侯，而认为诸侯入为王官不可信，恐有默证之嫌。其次，是否称“公”，似乎并不能作为区分诸侯能否为王官的关键性证据。
西周早期姬姓应国国君称“应公”，如“应公作旅彝”“应公作宝尊彝”。西周中期以后，铭文多见“应侯”之称（如应侯鼎、应侯视工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时代所属为西周中期到晚期，其中某座西周晚期国君墓所出铜器有一件鼎，其铭谓“应公作尊簟武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此“应公”为一代应侯当无问题。若按照称“公”者为王官的观点，“应公”也当为诸侯入为王官者。
再如，西周铭文中亦见有“康公”。如西周中期郃盌簋“王格于大室，康公右郃盌”，畯簋有“王格庙，即位，赞王，康公入门，右畯立中廷”，尽管两个“康公”是否为同一人尚难以确定，但二者同在王朝册命礼中担任“右者”，其身份为王官当无疑义。金文中王官“某公”之“某”多为氏称，此“康”或亦如之。西周早中期有几件康伯器，其中康伯壶出土于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地，从康叔之子称“康伯”来看，这些“康伯”当指康伯髦或其后代。那么，“康公”之“康”作为氏称，当来自康叔家族，“康公”为诸侯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此或亦属诸侯入为王官的情形。
第三，诸侯可经王朝锡命任为王官。西周王朝任命内服职官，通常需经锡命仪式，西周金文中这类材料极多。那么，其中有无锡命诸侯为王官的例子呢？
西周早期邢侯簋记载：“唯三月，王令荣暨内史曰：害邢侯服，赐臣三品：州人、重人、鄘人……”“害”，学者读为“割”或“匄”，有赐予之义。周王授邢侯“服”，是否指邢国始封一事？恐非。从西周铭文所载封建诸侯情形来看，如四十二年逨鼎载杨国始封时说“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宜侯夨簋谓“王令虞侯夨曰：迁侯于宜”，始封或迁封皆谓“侯于某”，邢侯簋的情形则与之不同。于省吾认为“割邢侯服”指邢国益封，即赐予人民，扩大管辖范围。然周代分封诸侯，其目的在于开疆拓土，一旦封为诸侯，即完成授土授民，西周典籍、金文皆未见有益封诸侯的记载。此铭文“害邢侯服”之性质，唐兰、李学勤以为指授邢侯以王朝政事。从铭文赏赐“臣”即奴隶，以及册命由卿荣及内史参加来看，邢侯簋所载锡命内容与西周锡命王官情况类似。
此外，《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时，“欲得国子之能训导诸侯者”，仲山甫举贤明通达的“鲁侯”（鲁孝公），宣王遂锡命之。“国子”亦见于西周晚期国子硕父鬲“虢仲之嗣国子硕父作季嬴羞鬲”，其中“硕父”即周幽王卿士虢石父。“嗣”指赓续，师酉簋“嗣乃祖嫡官邑人、虎臣”，即继承祖先管理邑人、虎臣；《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将立之而卒”，解狐是祁奚仇家，但祁奚仍举荐他继承自己职位，亦说明“嗣”主要指赓续职事。国子硕父鬲中的“虢仲”，一般认为指周厉王时卿士虢仲林父。“国子”既指虢石父，则“国子”可能即为其所承继的“卿士”身份。鲁孝公与虢石父俱活跃在西周晚期，“国子”含义盖为相同，那么，周宣王锡命鲁孝公，当指任命其为“卿士”。卿士有引导、纠察诸侯之职责。据《左传》记载，鲁宣公七年，郑公子宋为郑襄公相礼以会诸侯，盟于黑壤，于是“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杜预《注》：“王叔桓公，周卿士。衔天子之命以监临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别也。”王叔桓公临盟，主要为了“谋不睦”，即引导诸侯之礼合于规制，其与《周语》国子“训导诸侯”之职事相符。
总起来说，西周诸侯中有担任王朝职官的情形，且主要见于西周早中期，此或与西周早期王朝官制尚未成熟以及王朝对诸侯控制较强有关。西周中晚期以后，诸侯入为王官现象渐趋少见，但亦有特例。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职官体系并未如后世那样有固定成制，而是根据王朝政治形势演进而有所权变。至春秋之世，周王室仍有任诸侯（如郑、虢）为王朝卿士的情况，此盖为西周政治中“诸侯入为王官”这一现象的继承和延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