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资料图片

　　“五四”以来的一百余年里，中国乡村先后经历了“乡村自治”“土地改革”“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化”等重大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其中，一个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往往被忽视的因素就是乡土文学。从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到赵树理、孙犁，再到柳青、贾平凹、路遥、莫言、陈忠实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巨匠都对“乡土中国”的现代之路进行过探寻，他们的创作实践与变革中的制度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由此形成了“协同效应”，在更深层面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在“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启蒙”共识的凝聚，很多作家的关怀逐渐从“时间”转向了“地方”，即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的新旧与文白论争转移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乡土文学的创作。但是这种对于“地方”的聚焦，并非出于对传统价值的回归，而是以世界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乡土。就此意义而言，早期乡土文学实为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反应，与其将其视为一个文学流派，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生产。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参与到建构现代性知识的历史进程中，用民族国家、进步进化、历史目的和必然性等现代性视角来重新审视乡村，由此生产出一系列新的关于乡村的知识与形象：乡村不再是充满牧歌的田园，而是一片衰败的土地。就风物而言，乡村满眼的凄凉、萧索，如鲁迅的《故乡》、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就习俗而言，乡村充斥着愚昧与迷信，如鲁彦的《岔路》、台静农的《烛焰》；就民风而言，乡村散发着原始野蛮之气，如许杰的《惨雾》、蹇先艾的《水葬》，等等。这样的乡村形象和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些新的乡村形象使传统的“乡里空间”在知识上被“他者化”，并通过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教育等传播机制，更新了一大批新青年的乡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宗法制度的瓦解。

　　20世纪40年代，随着解放区的日益壮大，人民群众日渐成为革命的主体，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由文艺是否应该服务于政治，转变为文艺是否有能力服务于政治。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是解放区的核心政治之一，因此，文艺如何参与到新型乡村社会的建构之中就成为文艺工作者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过程中，乡土文学积极调整自身的情理结构、主题模式、生产机制、传播模式，其可能性不断地被打开。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孙犁等作家与时代政治进程联动，完成了对文学的功能与形式的改造，在《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中建构了新的历史观、国家观、家庭观、个人观、爱情观，在介入乡村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乡村政治生活。而秧歌剧、新歌剧等新型乡土文艺形式则将自身嵌入乡村现实内部，一方面，营造出了“普遍启蒙”的时代氛围，成为乡村基层社会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精神通道；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可参与的文艺空间，使农民摆脱了长期以来“被表述”的被动位置，实现了农民的自我教育，并确立其作为社会主人翁的感性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被确立为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性力量，但农民由于长期受宗族宗法文化的束缚，短时间内很难摆脱作为权力从属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对于大多数刚刚被“解放”的农民而言，“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尚未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推动一场更为贴近民众生活世界的“细腻革命”，使农民实现从“经济翻身”到“思想翻身”的转变，真正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行动主体。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参与了对乡村现实的创造，文学从一种表现现实的“社会象征行为”转变为一种介入现实的社会实践。而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文字”被转化为广播、电影、连环画、新民歌、新秧歌等“图像”和“声音”，形成了一种“非文本中心主义”的文艺形态，调动、激活了群众的感官，使群众的阅读行为转变为观看行为、参与行为。这种文艺形态颠覆了既定的雅/俗之分，和民众的生活世界粘连在一起，将大量不识字的农民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媒介，也是民众自身的发明。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中，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乡村空间变成了一个诸种力量相互博弈的场域，其中的主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品化”改革。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乡土作家再次站到了“启蒙”的位置，在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添加乡土之维，呼应改革的逻辑，成为推动中国乡村改革的重要力量。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等作品聚焦农村现实，既彰显了农村改革的必然性，也揭示了农村改革的阻力，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话语支持。尽管这一时期的乡村改革使乡土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去乡土化”“去革命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新启蒙”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革命中国”彻底决裂，“社会主义话语”的持久“在场”及由此带来的价值牵制，决定了其仍内在于“中国道路”的想象与探索之中。

　　进入新世纪，乡土文学叙事出现了许多新质元素，叙事格局与主体情绪亦明显有别于此前。乡土文学叙事之“变”，无疑应归因于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被推至一个新的境遇，那便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剧。时至今日，城镇化依然是影响中国城乡社会的重大事件。这一进程的全面铺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多数人都认同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的“乡土中国”形态转变为城乡互动、产业共融的“城乡中国”形态，农民不再牢牢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乡土的边界随着农民活动空间的变换而伸展，新乡贤、大学生村官、农民主播、农村代购员等新型乡村人物不断涌现。“城乡中国”形态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作家对乡村的固有认知，引发了一股颇具规模的“新乡土写作”热潮。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陌上》、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叶炜的《后土》等作品对新的乡村结构与乡村经验的呈现，与当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实践和思考构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兴起的乡土“非虚构写作”，它的出现正代表了一些作家对既有文学形式的不满以及重新把握“新乡土”的尝试与努力，它与生活本身的质感保持了一种同步，虽然它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却蕴含着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所缺少的历史实质和形式强度。

　　总体而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治的领域，它一直内在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一方面，它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以独有的方式参与了对乡村现代面貌的塑造。乡土文学与乡村建设相伴而生，二者时而相互配合，时而相互对立，其中既有放眼世界的激进，也有重返乡土的犹疑，既有对西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也有对他者规定的“普遍性”的反思与修正。这种反思与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使乡土文学溢出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阐释框架，加入了“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之中。可以说，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不仅建构了一种本土的新文学传统，也指向了一个别样的制度远景，为世界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表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