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在“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文学形态。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乡土文学与乡村建设相伴而生，建构了一种本土的新文学传统，面向中国经验，书写山乡巨变，拓展了“中国经验”的叙事主题。反思百年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探寻乡土中国的现代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乡村建设
◇徐志伟
■《故乡》 资料图片
“五四”以来的一百余年里，中国乡村先后经历了“乡村自治”“土地改革”“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化”等重大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其中，一个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往往被忽视的因素就是乡土文学。从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到赵树理、孙犁，再到柳青、贾平凹、路遥、莫言、陈忠实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巨匠都对“乡土中国”的现代之路进行过探寻，他们的创作实践与变革中的制度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由此形成了“协同效应”，在更深层面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在“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启蒙”共识的凝聚，很多作家的关怀逐渐从“时间”转向了“地方”，即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的新旧与文白论争转移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乡土文学的创作。但是这种对于“地方”的聚焦，并非出于对传统价值的回归，而是以世界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乡土。就此意义而言，早期乡土文学实为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反应，与其将其视为一个文学流派，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生产。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参与到建构现代性知识的历史进程中，用民族国家、进步进化、历史目的和必然性等现代性视角来重新审视乡村，由此生产出一系列新的关于乡村的知识与形象：乡村不再是充满牧歌的田园，而是一片衰败的土地。就风物而言，乡村满眼的凄凉、萧索，如鲁迅的《故乡》、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就习俗而言，乡村充斥着愚昧与迷信，如鲁彦的《岔路》、台静农的《烛焰》；就民风而言，乡村散发着原始野蛮之气，如许杰的《惨雾》、蹇先艾的《水葬》，等等。这样的乡村形象和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些新的乡村形象使传统的“乡里空间”在知识上被“他者化”，并通过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教育等传播机制，更新了一大批新青年的乡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宗法制度的瓦解。
20世纪40年代，随着解放区的日益壮大，人民群众日渐成为革命的主体，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由文艺是否应该服务于政治，转变为文艺是否有能力服务于政治。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是解放区的核心政治之一，因此，文艺如何参与到新型乡村社会的建构之中就成为文艺工作者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而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过程中，乡土文学积极调整自身的情理结构、主题模式、生产机制、传播模式，其可能性不断地被打开。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孙犁等作家与时代政治进程联动，完成了对文学的功能与形式的改造，在《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中建构了新的历史观、国家观、家庭观、个人观、爱情观，在介入乡村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乡村政治生活。而秧歌剧、新歌剧等新型乡土文艺形式则将自身嵌入乡村现实内部，一方面，营造出了“普遍启蒙”的时代氛围，成为乡村基层社会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精神通道；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可参与的文艺空间，使农民摆脱了长期以来“被表述”的被动位置，实现了农民的自我教育，并确立其作为社会主人翁的感性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被确立为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性力量，但农民由于长期受宗族宗法文化的束缚，短时间内很难摆脱作为权力从属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对于大多数刚刚被“解放”的农民而言，“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尚未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推动一场更为贴近民众生活世界的“细腻革命”，使农民实现从“经济翻身”到“思想翻身”的转变，真正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行动主体。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参与了对乡村现实的创造，文学从一种表现现实的“社会象征行为”转变为一种介入现实的社会实践。而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文字”被转化为广播、电影、连环画、新民歌、新秧歌等“图像”和“声音”，形成了一种“非文本中心主义”的文艺形态，调动、激活了群众的感官，使群众的阅读行为转变为观看行为、参与行为。这种文艺形态颠覆了既定的雅/俗之分，和民众的生活世界粘连在一起，将大量不识字的农民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媒介，也是民众自身的发明。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中，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乡村空间变成了一个诸种力量相互博弈的场域，其中的主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品化”改革。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乡土作家再次站到了“启蒙”的位置，在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添加乡土之维，呼应改革的逻辑，成为推动中国乡村改革的重要力量。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等作品聚焦农村现实，既彰显了农村改革的必然性，也揭示了农村改革的阻力，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话语支持。尽管这一时期的乡村改革使乡土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去乡土化”“去革命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新启蒙”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革命中国”彻底决裂，“社会主义话语”的持久“在场”及由此带来的价值牵制，决定了其仍内在于“中国道路”的想象与探索之中。
进入新世纪，乡土文学叙事出现了许多新质元素，叙事格局与主体情绪亦明显有别于此前。乡土文学叙事之“变”，无疑应归因于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被推至一个新的境遇，那便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剧。时至今日，城镇化依然是影响中国城乡社会的重大事件。这一进程的全面铺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多数人都认同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的“乡土中国”形态转变为城乡互动、产业共融的“城乡中国”形态，农民不再牢牢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乡土的边界随着农民活动空间的变换而伸展，新乡贤、大学生村官、农民主播、农村代购员等新型乡村人物不断涌现。“城乡中国”形态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作家对乡村的固有认知，引发了一股颇具规模的“新乡土写作”热潮。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陌上》、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叶炜的《后土》等作品对新的乡村结构与乡村经验的呈现，与当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实践和思考构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兴起的乡土“非虚构写作”，它的出现正代表了一些作家对既有文学形式的不满以及重新把握“新乡土”的尝试与努力，它与生活本身的质感保持了一种同步，虽然它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却蕴含着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所缺少的历史实质和形式强度。
总体而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治的领域，它一直内在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一方面，它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以独有的方式参与了对乡村现代面貌的塑造。乡土文学与乡村建设相伴而生，二者时而相互配合，时而相互对立，其中既有放眼世界的激进，也有重返乡土的犹疑，既有对西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也有对他者规定的“普遍性”的反思与修正。这种反思与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使乡土文学溢出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阐释框架，加入了“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之中。可以说，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不仅建构了一种本土的新文学传统，也指向了一个别样的制度远景，为世界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表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乡土文学创作的经验与省思
◇胡志明 龚梦姣
“经验”以其超越性的哲学意味，与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存在内在勾连，揭示出新乡土文学创作面向中国经验，描写乡村劳动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伦理情感。以何种方式“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一命题呈现了作家创造性的叙事经验，以及对城乡时空交叠之下乡村日常生活中身体体验的审视，深化并拓宽了“中国经验”的叙事主题，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引发对乡村发展诸多面向的文学省思。
通过劳动经验书写审视乡村伦理演变
乡土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劳动的发生场域离不开广袤的乡村及土地，文学作品对劳动形态的描述、劳动情感的表达、劳动逻辑的揭示往往透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对以“乡村”为写作基点的新乡土文学而言，厚积的乡村劳动经验更是支撑作品乡土价值和理想的精神资源。因此，新乡土文学的劳动经验书写，不仅可以为社会生活及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鲜活可感的文学素材，也能从中窥见劳动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作家的创作心态。
现代中国文学不乏书写劳动的精品佳作，如写农村土地改革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写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劳动改造的《我的菩提树》《绿化树》，写农村生活变革的《平凡的世界》，写农村劳动形式多元蜕变的《金谷银山》等，这些作品中的“劳动”，时而以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自由感的精神风貌出现，时而又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异化形态。不管是延安文学所奠定的正面叙述倾向，还是新时期文学对劳动的苦难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劳动美”和“劳动苦”彼此拉锯的暧昧。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之下，劳动问题凸显了建构新乡土中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贺享雍的《苍凉后土》讲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劳动观念的解放，新一代农民渴望摆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方式，彻底改变过去对于劳动只能依附于土地的单一理解。王跃文的《家山》则将理想社会的劳动生活照进沙湾现实，将农民、土地似血肉般紧紧联系在一起，劳动成了沙湾群众生存繁衍的符码。由于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人们开始逐渐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机械化生产提醒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挖掘劳动伦理赓续与变迁背后内蕴的诸如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演变的合法性依据，积极探求劳动主体背后潜藏的社会实质。
以民族志叙事经验为新山乡巨变存证
张宏森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中提出，“用文学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而乡土文学的民族志叙事经验正好可以为新山乡巨变存证。
首先，志书式的叙事模式有效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和地方志的“述体”体例，这种叙事模式将全景式观察细化到微观事物之中，由“面”及“点”，用事实说话。如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聚焦1589年到1950年之间的“马边”一地，阿来的《瞻对》深描川西的藏族聚居地“铁疙瘩部落”，贺享雍的《乡村志》详细描绘了家乡賨人故里渠县的风貌。这些作品均聚焦于“点”，实际上发挥了故乡这一枚“小小的邮票”的放大作用，如何由“点”辐射整个中华大地，使文学的“当下”与“历史”实现隔空对话，也许可以再一次向“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高密东北乡”“湘西世界”等原乡地标看齐。在文本叙事结构的设计上，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从疆域、语言、风俗等方面全方位挖掘“汤厝”一地的微观历史，不仅呈现了当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也为书写“新史诗”提供了崭新的体例范式，以超越性的叙事姿态而非单一的民间立场为乡村史、农民史和时代史作“注”。
其次，地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故在文学转译过程中涉及对基层治理的书写，不论是表现乡村治理中的实践经验，还是构建乡村善治的文学愿景，民族志叙事都可以为乡村决策者带来启发。作家通过对事例的编织和罗列，使作品的借鉴意义溢出文学的审美边界，特别是在对脱贫攻坚战的书写中，文学对扶贫前线火热的实录以及对乡村新貌的深描，在对脱贫攻坚成绩深情礼赞的同时，也提供了地方性的治理智慧和经验反思。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史诗性地记录了中国的扶贫壮举，作者关注民间，对贫苦农民的生活困境寄予满腔同情，该作品展示出了脱贫攻坚的川渝智慧：脱贫致富的外在显现过程，也是贫困农民弱者心态的祛除过程。类似的作品还有聂鑫森的《驱贫赋》、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唐俊高的《一湖丘壑》等，这些作品聚焦贫困但不囿于贫困，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旧弊新颜都做出了细腻勾画。当然，文学地方志对基层治理经验的书写也需要警惕经验的现实性对文学审美性的挤压，如何平衡这种叙事立场，也是新乡土写作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检索近年来在民族志叙事经验推动下创作的新乡土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辩驳一直存在于新乡土写作之中，突出表现为这些作品对“乡村寓言”的建构与反向建构。比如，许多作家都冀望以“多卷本”的形式来全景式书写一定时间跨度内波澜诡谲的乡村历史，如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其中《日头》便试图以“金权汪杜”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代际纠葛和关系图谱为缩影来概括当代中国的乡村文明史，其家族史的书写方式有陷入制造“乡村寓言”幻象的苗头，魔幻的故事及其象征性追求穿插在小说叙事中，使乡村成了小说寓言的演绎场所。
通过身体经验书写聚焦流动的乡村生活
新乡土写作是对变动不居的乡村生活的文学记忆，负载着社会文化批评的历史意义。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如何以一种审美的眼光进入乡村的“生活世界”，“身体”作为感知生活的密钥，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观测视角和言说途径。
新时期以来的身体书写沿着世俗化的路径，出现了“形而下”的叙事倾向。例如，贾平凹的《高老庄》以对身体的病态书写来隐喻乡村生命力的萎缩，韩少功的《爸爸爸》描绘了丙崽身体的残缺与病弱。也有一些作家侧重通过身体本身的遭际与体验来体察流变的生活经验。贺享雍在《土地神》《猴戏》等作品中，创新性地将身体语言作为民间生活情趣表达的重要指标，将身体还原为动物式的存在，以此隐喻乡村内部出现的竞争逻辑。当身体沉潜于生活实践，日常生活经验内部微妙繁复的生命镜像就要求作家们不能再对“身体”作简单的隐喻处理，而必须摘去负累在身体之上的种种神性之光，还原出实实在在的日常身体本真，才能体察生活的丰饶和生命的微妙。
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言说背景和生成语境，这使得作家们对乡村的思考与观察无法回避“现代性”的渗透，然而“现代性”对文学创作来说却是一个抽象而又难以“及物”的主题，在不得不说而又力有不逮的写作困境下，经验于“身体”之上的现代性体验成为勘探“现代性”最为“及物”的一个落脚点。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农民群体对现代性的体验，更多的是在以城市作为镜像进行自我观照的情境下产生的，在与城市文明的颉颃中建构乡村文明，这种叙事逻辑对新乡土文学创作来说，依然可资借鉴。但更重要的是，新乡土写作要自觉勘探出在城乡文化时空交叠之下，具有自为性的身体面对城市文明的侵袭所做出的生存选择，以及在这一系列自选动作背后差异化的身体体验。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