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的第6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友谊，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缔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友好合作精神。近日，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非方委员高畅（Augustin F. C. Holl）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国际关系、历史和考古人类学视角，全方位解读中非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非合作再上新台阶的原因，并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世界贡献。

■高畅 受访者/供图

　　在共同的历史基础上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在您看来，中非人民携手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有何重要意义？

　　高畅：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要想解决世纪性难题，最重要的是明确挑战。可以说，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霸权思维；它几乎对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世界用威胁和制裁来强迫个人和国家服从于它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自明朝郑和下西洋以来，中非关系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状态，从未出现过统治或殖民。中非关系的历史基础是相互尊重和信任。“中非命运共同体”更是放大和延续了这些美好品质。

　　中非关系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双方承诺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不干涉内政；第二，无条件低息或无息贷款；第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当前，中非关系不断深化主要体现在多项社会发展的积极变化和合作成就上。2012年，由中国政府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落成。“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面提升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系统。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一直是非洲最慷慨的援助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连续14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中非关系的历史，必须关注到最近出版的新编多卷本《非洲通史》。在您看来，中非专家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角度出发，合作编纂一部内容全面、结构合理、主题严肃的多卷本非洲历史具有哪些跨时代的意义？

　　高畅：西非有一句谚语：“如果狮子也能撰写历史，那将与猎人撰写的历史截然不同。”我们肩负着重新审视和复兴被西方殖民势力篡改的人类正史的责任。欧洲人声称，他们“发现”了世界其他地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声称自己“发现”了美洲大陆。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抵达印度港口卡利卡特。然而，由欧洲人撰写的世界历史没有给郑和率领舰队连接明朝时期的中国、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任何记载空间。

　　以中非角度为中心撰写一部更准确的历史是当务之急。从人类扩张的最早阶段一直到现在，中国和非洲就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因此，中国和非洲共同的历史学术研究必须摆脱过去五百年来困扰史学研究进步的欧洲中心主义。真实的历史能够让当代人追寻并理解世界各地不同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世界正确看待人类文化遗产的形成的唯一途径。

　　除此之外，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利于学者掌握更多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方面的知识，例如人类进化和扩张的速度、对不同环境的表型适应、语言的形成过程以及技术系统的发明和演化。根据最新的考古人类学研究发现，现代人类是“智人”的后裔，包括“智人”分别与西亚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以及与东亚和东南亚的“丹尼索瓦人”杂交的后代。目前，世界史研究学界强调现代人的团结和统一性。将历史学和生命科学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乍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面对全球变暖和其他威胁人类生存的挑战，学术界更倾向于寻找一个能平衡多方面的集体策略。现代人类团结一致是建立一个人类共同繁荣的美好明天的可靠基础。这是中国、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努力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洲各国构建更加公平国际关系的真正替代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在元首外交的引领和推动下，中非齐心协力共建“一带一路”。您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非洲各国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畅：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年后，喀麦隆、索马里和南非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加入了这一倡议。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初期进展较为缓慢，2016—2017年期间，埃及、吉布提、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摩洛哥分别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非洲各国愿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在2018年达到顶峰。2023年，除少数国家外，整个非洲大陆都陆续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非洲国家愿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可以用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来解释：首先，中国一直是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坚定盟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增进参与国之间规模更大、可持续性更强的互联互通。

　　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剥削和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后，今天的非洲大陆仍被新殖民主义所笼罩。总的来说，大多数非洲国家缺乏财政资源来启动计划周密、可持续性强的基建计划。来自西方金融机构的贷款通常受到非洲国家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条件限制。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各国提供无条件低息或无息贷款，为多种发展项目提供所需的技术专长。

　　随着中非“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世界人民共同见证了“互联互通效应”在各领域的加速推进。由中国提供的无条件低息或无息贷款计划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但也被一些“债务陷阱论者”恶意诋毁。对此，中非应推动民间外交，即公众广泛参与中非公共和私营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从而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共同建设一个全人类和平繁荣的世界。

　　尽管非洲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一带一路”倡议看法各不相同，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许多非洲学者对中非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深化和巩固持强烈支持态度。西方世界和非洲大陆的掠夺性关系始于西方奴役非洲人民，建立在西方的暴力征服和殖民统治上。这种关系在非洲国家正式宣布独立后继续被新殖民主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支配，严重阻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非洲各国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关系的真正替代方案。基于这一评估，非洲学者们都在呼吁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中非携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文明倡议”是一个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理解和友谊的国际公共产品，自提出以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您怎样理解“文明”一词，又如何解读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真正含义？

　　高畅：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讲道，“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句话总结了人文的本质和全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漫漫长路上，“文明”展现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作为一个常用术语，“文明”的概念非常难以严格定义。从经典进化论的角度看，文明通常被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先进状态，包含高度发达的政府、文化、工业和社会共同规范。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采用的主流观点。一个不分级的通用定义表示，“文明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发现和文化的总和”。在99.99%的人类生物史和文化史中，我们的祖先都是移动的狩猎采集者。在700万年人类生物和文化进化的最后6000年里，人类才定居下来，建立起农业文明和后来的城市文明。在某些情况下，人口、知识、语言、文化和物质文化聚集在一起，在地球的特定区域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明”。

　　“文明”本身是无法交流的；只有人类自身才能增进交流和相互学习，激发创新和创造的活力。要消除各种文化间的隔阂、误解，达到彼此相互了解，绝非易事，这是一代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这正是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多年来，我曾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在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国、法国、以色列、塞内加尔等国家做过实地田野调研。在西方国家，善意的人不断地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为何到这儿来做研究？”我的回答总是一样：“为什么不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非洲学者在西方国家进行实地田野调研都十分罕见。但是，我最大的收获始终是帮助学生们驾驭不同的文化环境，提高年轻人的文化灵活性，增进与当地学生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提高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2018年，厦门大学本科生在我的带领下参与了塞内加尔考古挖掘工作。他们不但收获了塞内加尔名字，还与塞内加尔学生一同出色地完成了学术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传播得广泛而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人类社会有着发展的热切愿望，也面临着发展的系列难题。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如何看待和理解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高畅：努力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祉并不等同于“发展”。作为一个庞大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的特点。和经济永久增长一样，人类社会永不倒退是一个神话。真正的发展难题在于，怎样才能为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人）创造共同的福祉。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的地方。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建设现代化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了国内外的联系，促进了货物、人员和信息的快速流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已经使数以百万计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国还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大力支持各个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推动并加速了小康社会的形成。灵活且全面的规划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非洲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但是必须将人民的福祉建立在非洲的具体实际上。无论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还是以“文明循环”模式来看，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您如何理解文化自信与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之间的关系？

　　高畅：文化是各国增进人民福祉、创造国家长远福祉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文化自信适用于全人类、所有文明和任何社会发展阶段。

　　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19世纪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冲击，但中国却能保留中华文化的精髓、语言和经典著作，并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从中国、印度、伊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崛起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信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均衡外交的重要保证。

　　相比之下，非洲文化发展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1914年的非洲大陆几乎彻底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在非洲本土文化被摧毁的同时，“外向型”的文化也随之出现。这种“外向型”文化一直阻挠非洲的团结和复兴，导致非洲一体化的进程变得缓慢。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非洲复兴的势头依然强劲，各国不断探索基于非洲特点的现代化治理模式。非盟《2063年议程》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恢复非洲丰富多彩的文化，使其成为一个强大、一体化、和平的富饶大陆。非盟与中国领导人观点趋同、中非关系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全面发展，必将给全球南方和全人类带来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内外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的传播情况。

　　高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的传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著作在非洲各国得到普及。2018年夏季，我有幸与厦门大学的本科生一同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与习近平主席著作推介会。法语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向塞内加尔政要、学者及各阶层民众生动地讲述了当代中国是如何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是如何与国际社会建立良好关系的，还为中非未来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其次，越发严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迫使非洲急切地寻求替代方案。不少年轻的非洲学者和南方学者对中国的认知越发全面、深刻和透彻，为的是读懂中国故事、汲取中国经验。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非洲如何借鉴经验》。包括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多项中国倡议的相关出版物在非洲层出不穷。非洲学术机构纷纷推出了全新的中国研究期刊，并组建了实力雄厚的中国研究中心。

　　最后，新一轮地缘政治重组影响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国家为阻挠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发展，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打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旨在促进全世界和平与繁荣，加快建立一个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非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