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不断趋向这些目标的进程中，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认为，应充分发挥社会学学科在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优势，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的经验社会学成果基本上都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的深入调查而形成的，不仅对于认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作出了贡献，还在改造中国社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解放区和国统区进行的大量社会调查，在认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动员革命力量、组织革命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今被视为基于社会调查资料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许多大师和杰作，比如潘光旦的《优生与文化》《优生原理》，吴泽霖的《社会约制》，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概况》，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禄村农田》和《中国士绅》，许烺光的《祖荫下》，张之毅与费孝通合作的《易村手工业》，田汝康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的研究》，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等。当时的中国被誉为生机勃勃的社会学活动中心，被认为在思想质量上是除北美和西欧之外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工作者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项目，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政服务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较有影响的全国或地区性的大型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五城市婚姻家庭状况调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状况调查、中国阶层结构调查、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GSS）、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国家庭追踪状况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中国新社会群体调查、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等等。在质性调查或运用混合调查方法方面，已经完成或仍在持续进行的比较有影响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状况调查、中国百村调查、中国卡车司机调查，等等。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培养了社会学及相关社会科学专业的调查研究专门人才，还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专业论文、著作，在推动科学导向的社会学学科专业化、规范化、本土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基于对这些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和质性调查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决策咨询报告，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人口结构的高质量发展、就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等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完善发挥了社会学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此外，大型量化数据的联合开发还推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好社会学学科所擅长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学学派走出去，在国际社会学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发挥重大影响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连续10余年保持GDP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更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我国有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有社会治理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杭州模式”和“江汉模式”，有社会资源动员的“北京奥运模式”“上海世博模式”和“杭州G20模式”，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示范区的不同探索，有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浙江经验。对于上述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模式的总结提炼，已经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新转型社会学理论、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新制度社会学理论、新社会治理理论及新社会资源理论，并开始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

　　但是，也应当看到，上述创新理论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认为补短板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让国际社会学界看得懂的核心概念、研究范式、经典案例、中层理论乃至宏观理论，在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目标的同时，又为国际社会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才能总结出创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奇迹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学派。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者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学的发展，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 。用独创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讲述中国故事，而不是用中国的资料印证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研究发现。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对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才能在世界社会学学术舞台上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开展扎实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发现现代化历程中的难点、痛点，找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最佳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所独具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关键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必须认识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仍然面临着不少急难愁盼问题。社会学工作者唯有充分发挥社会学学科重视社会调查、熟悉各种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的优势，扎根基层社会，深入城乡街头田间，沉浸于企事业单位，才能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真问题，也才能找到解决这些瓶颈和问题的真办法、真途径，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