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苏格兰启蒙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拓展欧洲启蒙运动研究领域的新边地。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深究苏格兰启蒙的思想蕴含及其影响的同时，史学界也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如李宏图对苏格兰启蒙中“商业社会”理论的深入考察，沈昊凌、尹建龙等对苏格兰启蒙与不列颠国家建构关系的探讨等。启蒙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当时苏格兰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现实。1700年，苏格兰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度，但在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它却和英格兰几乎同步成为欧洲率先开启工业革命的地区。其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组建大不列颠王国这一现代国家，苏格兰人全面参与帝国贸易的商业实践。苏格兰人在18世纪帝国贸易中取得的第一项成就是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的跨大西洋烟草贸易，格拉斯哥商人群体是当时苏格兰人参与帝国贸易的先锋主力。格拉斯哥与爱丁堡常被苏格兰人视作启蒙运动的双璧城市。18世纪格拉斯哥商人群体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探讨。

　　商业贸易奠定启蒙物质基础 

　　不少当时的历史文献与后世的研究著述表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展与18世纪格拉斯哥商人群体的活动不仅有时间上的交集，而且存在因果上的关联。英国学者D. A. 法尔涅（D. A.Farnie）曾指出，18世纪格拉斯哥商业贸易使苏格兰的商业重心发生了由东向西的转移，从而为“苏格兰文艺复兴”（实际上指苏格兰启蒙）奠定了物质基础。

　　1707年后，苏格兰和英格兰经济趋于一体化，伦敦以外的几大外贸港口城市逐渐形成了专长于奴隶贸易、蔗糖贸易或烟草贸易的特色分工。格拉斯哥凭借诸多内外条件，一度成为了北美烟草经过大不列颠继而向欧洲大陆传输过程中最重要的中转站﹑整个大西洋世界最大的烟草贸易集散地。苏格兰商人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组建的商贸企业也大批涌现，商人群体借此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由于商人只是在北美烟草丰收后的几个月内集中处理货物购销事宜，因此在烟草丰收前便有能力分配出资金和精力组织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从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注入活力。

　　与此同时，18世纪格拉斯哥商业贸易带动下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也成为引发苏格兰学者、文人们探讨社会问题的现实素材。此外，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述之所以能从苏格兰流传到外部世界，依赖于格拉斯哥驶往北美的商船与烟草商在大西洋的社会关系网。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的苏格兰商人群体深受启蒙运动熏陶，在接受职业训练、拓展人际关系网、参与市政管理、提升文艺素养方面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启蒙思想家。因此，苏格兰启蒙与18世纪格拉斯哥的商人群体是一种互惠互益的关系。

　　商人群体参加启蒙运动 

　　18世纪，当苏格兰社会经历着以崇尚“文明”“进步”为主旋律的思想启蒙时，格拉斯哥商人群体在广泛开展商贸实践之外也在积极参与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1743年，烟草商安德鲁·科克伦等人出资兴办了政治经济学俱乐部（Political Economy Club），邀请了亚当·斯密等人加入。该俱乐部成为1783年格拉斯哥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的前奏。18世纪中期，几位烟草商应格拉斯哥医生约翰·莫尔（John More）的邀请，出资赞助了大熔炉俱乐部（Hodge Podge Club），以提高时人对政治和人文议题讨论的参与意识。1772年，当约翰·莫尔陪同汉密尔顿公爵游历欧洲大陆时，格拉斯哥烟草商约翰·邓洛普等人负责了该俱乐部的组织运作。

　　这一时期，格拉斯哥文学会（Literary Society of Glasgow）也与商人的出资和参与分不开。在1752—1800年间，该社团24%的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着跨大西洋贸易。亚当·斯密、托马斯·雷德等知名学者曾积极加盟格拉斯哥文学会。格拉斯哥烟草巨头安德鲁·科克伦甚至直接资助过亚当·斯密从事《国富论》的写作。18世纪格拉斯哥的福尔斯艺术学校（Foulis Academy of Fine Arts）最初是由书商罗伯特·福尔斯兴办的，其后来的发展却得益于约翰·格拉斯福德等烟草商的资助。

　　与启蒙学者互动频繁 

　　格拉斯哥商人团体的贸易活动曾为苏格兰启蒙学者提供过思考源泉、写作素材与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亚当·斯密探索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乐观主义的价值观曾受益于其在格拉斯哥工作生活时的见闻。当时，大西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格拉斯哥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亚当·斯密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1751—1764年在那里任教，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切实而深刻的认识，其富国裕民思想理论的基本要点离不开当时苏格兰的经济变革，其商业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更离不开格拉斯哥商人团体从事的经济贸易与社会活动。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学时的很多听众都是当地的商人及其子弟。他曾坦言，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是其人生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时光。与亚当·斯密关系较近的学生中，也不乏亲身参与商业贸易的人。

　　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向外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出版商罗伯特·福尔斯、安德鲁·福尔斯兄弟之所以能够将启蒙思想读物卖到北美殖民地，靠的就是格拉斯哥派出的烟草船和烟草商开辟的贸易渠道。弗朗西斯·哈钦森的《道德哲学体系》、威廉·理查森的《乡村诗歌》等书籍就是这样传输到北美的。格拉斯哥商人开辟的北美社会关系网使得福尔斯兄弟与富兰克林费城出版社的合伙人大卫·豪建立了联系，为启蒙思想家的作品畅销北美搭建了桥梁。格拉斯哥商人詹姆斯·奥斯瓦尔德作为大卫·休谟的友人，与休谟思想向外界的传扬也不无关系。得益于格拉斯哥跨洋烟草贸易的发展，不少北美烟草殖民地出生的人到格拉斯哥大学接受教育。这些人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了解并传播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文化。

　　另外，18世纪一些学者和文人的公开表述也可以反映启蒙学者倡导的商业社会与格拉斯哥商人群体间的互动。1745年，在格拉斯哥商界很多人参与烟草带动的大西洋贸易时，八卷本刊物《旁观者》（Spectator）在格拉斯哥出版，得到了商人阶层的广泛订阅。该刊物曾发文称商人“在一种互动型的职业中将人们聚集起来，分配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礼物，为穷人找到了工作，为富人找到了财产”。1762年，出资并组织兴修格拉斯哥街道的商人乔治·布坎南去世，宣传启蒙思想的《苏格兰人杂志》（Scots Magazine）将之誉为“北方不列颠最有作为的商人之一，在商业领域见多识广且永不倦怠的绅士”。1783年《格拉斯哥杂志与评论》（Glasgow Magazine and Review）的创刊号中，编者们为感谢帕特里克·科库恩等格拉斯哥商人的支持曾这样写道：“我们现在幸福的文明状态要归功于商业，我们从无知和野蛮中走出来也要归功于商业。……绅士们，你们是王国商业的第一批庇护者。”

　　格拉斯哥商人群体之所以愿意并能够助益于苏格兰启蒙，与苏格兰人重视教育、乐于求知、善于革新的民族传统有关，这种传统可溯源于中世纪苏格兰的大学精神，也得益于宗教改革后，加尔文宗的苏格兰教会要求人人读《圣经》的戒律。17世纪，苏格兰议会多次颁布《教育法案》，要求地主对其地界内学校教育进行资助。18世纪时，苏格兰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列颠岛屿范围内的四个主体民族中是最高的，大部分城镇居民都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亚当·斯密曾指出，苏格兰的教区学校设施几乎让全体人民都会诵读，让大部分人都会写算。18世纪，格拉斯哥商人群体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数比例基本达到100%。当时，英格兰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仍以接受贵族子弟为主，而格拉斯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已向普通市民开放，这使苏格兰不少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都有机会到大学学习。当时格拉斯哥市内已经有若干所可以教授书写、阅读以及古典语言的学校，而且这些学校开始设置一些对学生职业生涯有直接帮助的实用课程。因此，格拉斯哥商人群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有意愿且有能力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文人进行良性互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不列颠帝国贸易扩张时期苏格兰的角色分工（1603—1901）”（18CSS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