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科学”尺子来度量社会科学，那么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而经济学是最“科学”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史研究中学科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较其他专门史更为显著和持久。长期以来，前辈学者一直致力于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融合二者，吴承明、李根蟠、杜恂诚、李伯重等先生也曾从方法论角度作过探讨。近年来，两种方法的结合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优秀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很少有完全不借助经济学方法、概念的，也很少有在历史背景、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明显缺陷的。比如，曹树基教授是历史学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就经常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和框架。在研究地权时，他构建了一个一般理论：把所有权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并以此为基准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产业交易方式，即卖（绝卖）、典（活卖）、押租（顶）、抵押（当）、质押、普通租佃、永佃等，依据其性质和权利转让关系进行了分类。彭凯翔教授是经济学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都非常深入细致。在研究传统中国民间交易行为时，他对《宁波钱业会馆碑记》和“石”“担”等的考释非常精到。更重要的是，在论证过程中，他能借助经济学的方法来验证、辨别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对文献记载中混乱、矛盾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在对度量衡和价格信号形成的研究中，他会自觉地将自己提出的解释框架、论证结构与具体的历史情景相结合，以检验其可信性。
这样的研究实践，对于经济史的推进显而易见。但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两种方法的“分庭抗礼”乃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仍然是一种常态。即便是在当下，要求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同时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良好训练，依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但对两门学科都有基本了解，并能较为准确地解读不同学科的研究文献，借鉴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和结论等，应该成为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基本要求，而这也是两种方法深度融合、相互借鉴的基础。但在经济史学界，还存在很多误读，乃至因为不能理解而完全无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情况。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两门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加以比较梳理。这篇短文当然不足以系统梳理两个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都有很多分支流派，本文也无力一一细究。本文从一个研究者理解文献的角度，基于笔者近年来目力所及的较为常见的一些文献，谈一点阅读体会。
“分庭抗礼”的经济学与历史学
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经济学侧重于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而历史学重视历史事实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当然，经济学也有还原历史的诉求，历史学也会探索事件之间的因果和相关关系。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各有侧重。从因果关系的研究来看，经济学主要基于模型和数据，寻找数据间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历史学则注重寻求文献证据。一般来说，经济学更倾向于寻找具有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和规律，而历史学有着“反理论”“反一般性”的先天属性，历史学家认为“一事一议”式的因果关系更符合实际。也正因此，经济学多用演绎法，而历史学则更青睐归纳法。从事实还原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历史学多是“记述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并解释其合理性”，那么经济学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强调现实的不合理性”。
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别，导致二者在选题和论证方法上的不同。以事实还原的论文为例，哪些事实是值得重视的，是学术价值更高的选题？对经济学来说，只有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经济学认为，人类认识世界，必须借助某种“理论”，就如同只有借助地图，人们才能理解地形地势的变化，尽管地图必然会丢失很多信息。如果非要强调“眼见为实”，那我们只能坐井观天，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山川。因此，只有当事实有助于改进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理论，改进我们的“地图”，才是有意义的，值得去研究。在经济学家看来，离开理论是无法认识世界的。正如科斯所说：“事实需要筛选，其重要性需要评估。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引，我们既无法挑选事实，更无法评估其重要性。”
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借重的常识、史感，其实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相对初级一些。对历史学而言，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事实或前人说错了的事实，都是有价值的。任何基于先入之见的理论，所“发现”的事实都是片面的，都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读。“地图”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倒成为误导和阻碍我们看清自然的“障眼法”。如果极端一点说，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历史都不能脱离其存在的具体情景，只有重建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关注到影响研究对象的所有因素，才能完整地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解释也仅仅适用于这一单独的历史过程。当历史学研究者强调“历史是复杂的”时，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也曾有过富有雄心的历史学家不满意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尝试通过不断积累不同层面、不同局部的研究，希望最后用归纳的方法得到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但这更像是历史学家的托词，现实中很少有成功范例。熊彼特说：“（历史学派）并没有根据其历史研究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至多说明过去是由狩猎—农业—工业发展而来，即使这切合实际，也没有规律（理论）意义。”也许钱德勒的“看不见的手”等屈指可数的例子可以勉强算得上某种理论（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史发展历程和大量案例的归纳分析，得出了和科斯的交易费用大致相当的结论）。
就论证方式来说，经济学通常借助还原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对一个复杂的事物或现象，通过不断分解或者不断抽象，尝试找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或者导致某类现象的共同的“底层逻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假设、检验、模拟受控实验等，寻找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进而揭示表面现象背后的真实世界。因此，经济学会用逻辑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代替对真实世界的直接描绘，因为前者更客观，更具有一般性，因而也更“真实”。
历史学则用尽量贴近事实的文献来重构过去，所以格外重视文献的可信程度。在论证时，历史学家比较重视事物、现象的先后变化。一种制度、一个现象，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先发生的事情如何对后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时，历史学家一般也不排斥对于人物心理、动机的揣测，有时这种揣测还会成为解释历史的关键，这一点也是经济学家比较排斥的。
在论文写作层面，经济学论文成熟但较为僵化，崇尚以标准化和模板化的写作来减少歧义；历史学论文虽缺乏严谨的规范但富于启发性，讲究写作技巧，甚至高明的作者会给读者以暗示，让读者从作者的叙述当中自己领悟，不同的读者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在这一点上，优秀的历史学著作类似艺术品。这也是我们在阅读不同类型的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历史学与经济学有可能相互借鉴，推动经济史学的发展。这一点已有的优秀经济史研究成果可以证实。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相互借鉴，可能也会有助于历史学与经济学克服自身的方法论危机。
理解是借鉴的基础
正如前文所述，短时期内培养出同时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是不现实的。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学习和借鉴的基础就是正确地理解来自不同学科的文献。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会发现经济学的研究看起来更科学，但其提供的，对于历史学想要理解的完整的真实世界而言，只是一个“地图”，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众多可能性之一。因此，对历史学背景的经济史研究者而言，阅读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论文，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其结论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历史“常识”，而是其所指示的路径和他们提供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就路径而言，比如，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通常能够发现间隔时间较长或者在地理上相隔较远（通常不隶属于同一个政治或者统计单元）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是历史上那些基于经验常识的文献资料难以提供的。对历史学家而言，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像是一种猜想，其能否被接纳到历史的撰写和叙述中，还需要历史学家循着这些线索去寻找更切实、更符合历史学证据规范的资料。
就分析而言，对于研究历史上的某种经济现象或者事物，经济学能够提供多种框架和分析工具，使得我们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不同的环节、侧面，这是历史学所欠缺的。比如，研究历史上的企业，经济学可以提供产权、委托代理关系、激励机制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组织，研究其决策、战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等。这些概念、关系、框架不仅适用于当下的企业，也适用于历史上的企业，我们可以借助其更深入地解释历史上企业的行为及其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吴承明先生一再提倡的“史无定法”：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只是一种方法。
对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并不仅仅提供历史背景和数据，尽管大部分的历史研究成果正在被这样对待。历史学家撰述的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通常要比经济学理论描绘的理想形态更为复杂。因为，历史学家在探索这些经济现象之初，并没有带着经济学这个“地图”，他们发现的问题、关注的焦点，往往会无视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定，或者提供不同寻常的案例。对经济学研究而言，这些或许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有可能为经济学的发展和突破提供某种可能性。由于历史几乎是无限的案例库，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发现新的关系，甚至观测到某些在当下的世界中无法进行的“实验”。
如果历史学家的研究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同吴承明先生说的那样，经济史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与当下的世界有着很大差别，要深入理解历史上的概念、制度、数据，要足够耐心和细致，而不能仅仅指望历史学家来告诉经济学家答案。进入这些历史细节，去了解表面相似的经济现象、概念背后的细微差别，经济学家一定会有所收获。经济学家抱怨历史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后，却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但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来，深入研究这些复杂的历史细节。
正如科斯曾经精炼总结的那样：“理解经济系统运作的过程，来自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理论建议经验研究的方向，而随后的经验研究则对理论的修订抑或重新思考提出建议，反过来推动了新的经验研究。在正确的方式下，科学研究永无止境，而每个阶段都提高我们对经济系统的理解。”
有利于化解方法论危机
对于经济学和历史学而言，当前都面临着巨大的方法论挑战：对历史学的真实性的否定和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
对历史学真实性的否定主要来自后现代史学。在后现代史学看来，一方面，历史学家赖以还原事实的史料不过是一种经过语言表达的、被有意识创造的“文本”，这些文本必然是对事实的扭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中，不可能根除主观偏见，或者研究者兴趣、价值观的影响。专业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和研究规范，只能在程度上减弱这些影响，但无法完全排除。极端者甚至认为：所有的文本解读都是误读，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虚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
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指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因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区别。“人的特性致使了机制和经验现象在社会产生了多对一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个解释机制。”不像物理现象那样只有唯一的解释机制。经济学家通过演绎方法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结论，也必然不同于科学家的结论之于自然界，经济学家的结论通常都是与经验现象不一致的。进而，“任何系统性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进步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
更严重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虽然未必“真实”，但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进而参与对未来的创造。社会科学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某件事情、某种规律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其具备充足的客观理由，而是因为相信它会发生的人足够多。
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的深入借鉴，或许有助于化解这些质疑。曹树基教授最近提出的“内史化专门史”研究思路，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尝试。曹教授认为，与此前的专门史研究相比，内史化专门史“更侧重于从各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提出问题，更侧重于应用各学科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尽管曹教授认为这种研究思路并不比传统的专门史研究更具优势。
无论如何，正如科学哲学家怀海特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注重实际的人，他们只承认‘不容置疑的既有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和任何时候，还都有深受哲学诱惑的人，他们致力于普遍真理。正是对事实细节的强烈兴趣与对抽象概括热烈追求的结合，才是我们现今社会一切新知的来源。”历史学、经济学都根源于人类追求新知的内在冲动，二者的差别乃至某种程度的对立，也许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差别不应成为相互无视的原因，而应成为相互借鉴的动力。只有如此，经济史研究才有可能对历史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