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郭沫若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位知行合一的文化巨匠，学者们在郭沫若的故乡四川乐山举行纪念会议，追述他以“人民本位”做学问的价值取向。与会学者表示，我们要研究郭沫若、学习郭沫若，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当代学人的贡献。

　　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 

　　郭沫若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乐山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主办的“纪念郭沫若诞辰130周年暨‘新文科’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乐山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饱含深情地说道，郭沫若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更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郭沫若的治学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术道路，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为我国科学与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后辈学人指明了研究方向。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蔡震回顾了郭沫若接触并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武器的过程。他表示，郭沫若在留学日本之初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研究，对郭沫若产生很大影响。郭沫若回到国内，随即带领创造社迅速转换了文学活动的方向，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紧接着，他投身北伐，亲历了血与火的战场磨砺，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是他在革命实践意义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进而他“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和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中，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品格。他也由此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的武器，“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之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通过梳理研究认为，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起因，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历史的责任感。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崎川隆在会议上分享介绍了一批此前未曾著录的郭沫若旧藏殷墟甲骨文，引起与会学者浓厚兴趣。他介绍说，日本东京三鹰市亚非图书馆“沫若文库”收藏约80片刻字殷墟甲骨，这批甲骨文原为郭沫若所藏，1937年郭沫若回国后，经由他的家人捐赠给该机构。通过初步整理工作了解到，这批甲骨皆为从未著录、公布过的新见材料，其中含有一些内容罕见的珍贵材料，可为现今的甲骨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多角度研究郭沫若文学创作  

　　此前对郭沫若散文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提倡“大文学观”。他认为，郭沫若的散文创作展示的是其丰富复杂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这种从内容到体式上的丰富才是大文学格局下现代散文的本来形态，“散文气质”是郭沫若全部写作的主要特征；“热烈奔放的心”则让郭沫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散文创作显示了现代小品文的另外一种可能；郭沫若散文创作中规模最大也最独特的部分是他的自传性文学，在这一类作品中，他所展示的思想、情感及个性具有长久的历史价值。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廖久明以郭沫若《答费正清博士》为例，具体呈现了运用大文学观研究郭沫若作品的方法。在他看来，不管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大文学观”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在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常常采用文史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用于文学研究领域便是“大文学观”的研究方法。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岩佐昌暲表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存在不同阶段。他探讨了郭沫若的诗歌风格为何从第一阶段泰戈尔式转向第二阶段惠特曼式。他认为，作为白话诗新诗人的郭沫若，一开始就被泰戈尔的诗歌所吸引。泰戈尔式诗歌的特点在于明朗、清新、淡白和简洁，但缺失直视政治和对社会矛盾的关怀。其后，要书写反映社会矛盾的要求逐渐在郭沫若心里油然而生。可是他以所熟悉的泰戈尔式诗法，很难实现他创作上的这种欲求。他在摸索新的诗法过程中，邂逅了惠特曼《草叶集》。惠特曼式的诗法把郭沫若观察事物的目光转向了社会问题。他的诗歌风格从泰戈尔式转向惠特曼式后，郭沫若孕生出了一大批好诗。谈到郭沫若的诗学观，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表示，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在致《时事新报·学灯》编辑宗白华的信中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是郭沫若诗学观的核心。这一观念曾受到众多批评家的质疑，但郭沫若不为所动，多次重申这一观点。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讨论。

　　卜宪群表示，在学术立场上，郭沫若坚持“以人民为本位”，认为“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以“人民本位”作为标准，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多位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与评判，体现了要为人民做学问的价值取向。